summernut ......

2006年2月5日

电影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我们只能说电影的传统曾经是什么，但创造者永远都是离经叛道，用新的方式去拓展关于电影的定义。在电影的传统中，相互抵触的形式都曾经创造了艺术的典范，又怎能厚此薄彼，认为电影是这样而非那样？

真正的艺术作品打动心灵，以真诚呼唤人的良知，启发人的思考。艺术形式不断创新变化的根源在于此。人们把那些创造了新的独特艺术形式的艺术家尊为大师，并把它们的艺术作品分门别类加以研究，而往往人们研究的东西恰恰并非使之成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本质不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得来。心灵、良知、思考——这些远非电影理论研究所能及。学术自成体系，但学术与艺术相距甚远。

2006年2月4日

又剪了一版，更加简练，更加明确。但是我有点担心，这种简练与明确是否显得武断。

我始终不忘提醒自己要端正态度，需要批判，但过于冷酷，会滑向另一个陷阱。一定要警惕那种真理在握的姿态，那种胜利者、正确者的姿态。不，我之所以能够看到她的问题，是因为我和她一样。我能够看到某些东西，那不代表我较高明，我的批判是基于同样的挣扎。

她想成为强者，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扬，这是因为她想得到爱。由于她曾经被强者抛弃，这种被抛弃成为她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为了战胜这种恐惧，她屈服于潮流，屈服于他人的目光，屈服使她背叛自己，使她人格分裂，使她落入痛苦的境地。这便是“一株生长在废墟上的罂粟花”。

2006年2月3日

一部作品十分有限，我的功力不足之处，在于不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在最有限的时间内展现打动人心的故事（绝不仅仅是戏剧性的情节），给人以内心深处的触动。

这一次的纪录历程是我自己生命中十分华美的对她人的一次体验，它令我对生命进行一次严肃的拷问与内省。一不小心，我借着摄影机的掩护深入了人心的深处，那里就像原始森林，既有天然的美景，也有猛兽与毒蛇。但是，只要抱有信念，不被险境吓倒，这森林通向生命的源头，穿越它，便获得一次开悟。摄影机是一种掩护，同时也是一把开山之斧，能够令你披荆斩棘走向密林深处。这样的探险会有痛苦，会有很难熬的时刻，而且一旦进入就没有退回来的可能，结局只有三种：迷失、陷落或穿越。我想，只有一样东西决定这场探险的结局，那就是真诚。这里没有技巧，只有人心。摄影机记录下的内容就是镜像，能映照出纪录者内心的天使与魔鬼。

2006年1月10日

上帝死了之后，人类没有了终点、彼岸、天堂，人类被流放，永远的在路上。

如果任何现世的目标都不能作为终极的达成，那么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一直走下去的理由或支撑？

有的人活下去是为了成为强者，强者拥有权力，强者将被簇拥。当他处于相对弱势时，他会举着弱者的大旗，声称他是为了给弱者带来幸福，仿佛他真的授天所旨，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而一旦他取得了稍强的地位，他又立刻倒向强者生存的逻辑，对弱者采取了压制态度。人们善于用崇高的借口粉饰个人内心膨胀的权力欲。强者不代表善，正如弱者不代表恶。若说人有强弱之分，不如说只是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分。

人们被恐惧仅仅的攥住，从而希望从权力中获得力量。然而，为权力而战的优胜劣汰法则真的能够解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吗？

2006年1月4日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将问题简单化，不费力气或者少费力气，抢在别人前面说出那句话，答案或者结论或者表白。

任何一个单一的维度都无法全面解释一个问题。

2006年1月1日

涉及个人的真问题是否真的可以拿出来公开谈？

每个人内心都有极大的私密，大概是不能够轻易拿出来的吧。从尊重个体的私密性角度来讲，纪录片是不能够表现属于个体的最深处的东西。

正面的、赞美的、同情的态度往往不会遇到太大困难，然而，批判的、剖析的、反省的态度则时时面对情感和良心的拷问。

我很难同时作为朋友和拍摄者而存在，想两者兼顾是不大可能的。摄影机前的她永远都有武装，滔滔不绝，我不愿打断她；而摄影机以外的她是另一种样子，平和很多，有时束手无策。作为朋友，我应该是一颗糖，而不是一根针。然而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又不愿是一颗糖，不愿去粉饰太平，我希望是一根针，扎出血来，令更多人警醒。可是我能够为了一部作品，而将一个个体作为祭品呈现吗？这是多么的没有人道和缺乏良心啊。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最大痛苦就在于此。我始终处于两难之间，只要摄影机在手边，每时每刻我都感到两种方向的撕扯，拍还是不拍？

探讨作为个人的存在问题，势必要深入到个人的内心深处，而如果探讨社会存在的问题，就可以避开对个人内心深处的打扰，这大概就是纪录片题材大多集中于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吧。

对于人性的、个人的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爱，谈到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内在问题，也离不开爱。而对个体，爱是不能够被放大观看的，那与爱的本质相矛盾，因此，纪录片在这个领域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最伟大的关于个体的、人性的艺术作品都是虚构的。内在的东西关乎个人，难与众人分享。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是众多个体的外在表现。外在的东西更容易被影像纪录。这也是为什么纪录片更容易成为政治宣言的原因，纪录片天然地接近政治。

而英国人约翰·伯格称：“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2005年12月29日

你不要问我，我和你一样迷惘。

我感到孤独，手足无措。面对渴望与之交流的人，大家面对面却满嘴胡言，支吾搪塞。

全是伪问题。

也许大家都是失语者，所以热切地见面，却相隔遥远。

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

2005年12月28日

我想要自由。束缚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正如陈冠中所说，北京是波希米亚中国，汇聚着来自国内外的流浪者。中国目前只有北京具有容纳各路流浪者的包容力。

现代社会始终需要一群“游手好闲”的流浪者，需要代表停顿的、反省的、不入流的力量。现代社会自身如此矛盾，如此容易迷失，它需要一种不一致的声音，时不时唱唱反调，或者传出冷峻的笑声。

精英意识大概是现代社会最可怕，也最可恨的东西。为什么这个人比那个人就活得更有价值？为什么高等教育给人一种优越感呢？

人不断向上爬就是就优越感的诱惑吧。权力、金钱、美貌、名望都代表了某种优越感的产生。优越可以俯视，优越可以安全。但优越是暂时的，局限的。在更优越者的俯视中，优越者也不安全。所以向上爬的人永远没有安全感。他不但向上爬，而且用脚踢他下面的人，因为替下面的人来得更容易。

精英们把自己同大多数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将他们自己抬高，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但精英团体内部的斗争又是何等的残酷与血腥。

用任何尺度将一部分人从人类总体中划分出去都将导致残暴的诞生。

自由不在任何一小部分或一大部分人手中，自由也不在任何一种潮流之中。

自由既不是叛逆，也不是顺从!

2005年12月15日

有人认为纪录片创作者要冷酷，纪录片是给大多数人看的，纪录者要冷酷地对待被摄者的“病”。不仅要告诉被摄者他得了病，而且让更多的人防止去得这种病。冷酷意味着揭开疮疤，毫不留情，保持纪录者的旁观，不要因怜悯而丧失立场。

我想纪录片的特殊性在于，纪录者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所以纪录者永远绕不过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当你用现实中的人说你想说的话时，你能不在乎对这个人的影响吗？

首先要判断你认为的这个“病”确实是病吗？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选择生活，只要他没有构成对他人的伤害与侵犯。这是最基本的人的自由。很有可能你认为的“病”，在别人那里恰是一种治疗；你抛弃的东西恰是别人需要的。真理并不掌握在你的手中，何况人类世界的真理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就某一个个人作分析时，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比他更知道他应该怎样做，我们比他更知道他是谁。

如果从纪录者需要理性分析这个角度去说“冷酷”，我同意，但理性是站在对人的悲悯的情怀之上。我们不是以我对你错的态度去看对方，更非胜利者看待失败者的态度。我们不能挥舞起手中“真理”的大棒去敲击别人，何况这个真理在别人那里可能恰恰是谬误。

2005年12月13日

在本片中，我没有谁好谁坏的评价，要做这样简单的评价十分草率，而且缺乏可信度。

不能说，因为A具有成就事业的野心，她就错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尊重，成就事业是一种获得尊重的方式。令我感兴趣的是A的幻灭感，和由此而引发的她情绪的巨大波动。

A总是说，幸好她有F和我这样的朋友。我们是她内心深处愿意接近的那种模糊的东西，是一种类似她的良心的东西，是她愿意以至情至善去接纳的东西，是令她呼吸畅快的东西。我们在她处没有丝毫的功利心。我们令她接近美好。我们这面镜子照出她希望看见的自己的那一面。

但现实又让她做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做她不喜欢做的事。比如不诚恳、不信誉，比如做笔会，她向往真正的艺术，但为了生存她要去做非艺术的事。她的幻灭感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她在竞争中看到自己较弱小，这蕴含着失败的可能；另一方面，她被迫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使她处于分裂的焦灼之中，这种来自自我的侵蚀和腐浊是更加致命的幻灭。我们就像一棵救命稻草，是她极其想抓住的东西。她曾经三番五次地请我们去她画廊工作，她想把这种精神的支撑化为实际的、看得见的事业的扶持。她的这种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使她忘记了现实中我们的处境和需要。

当你要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你还是停下来想一想，去做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如果意味着背叛你的良心，背叛你的内心所向，还是三思，或者等一等，推迟决定，听听你内心深处最微弱的那个声音。做你喜欢做的事，做令你舒服的事，不要让自己处在别扭的、撕扯的状态。

过去我们年幼无知，将自己的生命系在成绩单上，系在三好学生的奖状上，以为好成绩和奖状给我们许诺了幸福的将来。青春的那段生命除了寄希望于将来，剩下的就是在愚昧中挥霍。那段精力旺盛的生命交付给课本和试卷，它们给予的回报如此丰厚，竟如薄雪掩盖了贫瘠的土地，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人的一生都是在完成自我认识的过程，在没有掌握真正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人往往借助外部的标签做出判断以认定自我。考上大学是人生的第一个标签。在大学院校较少，招生数量也较少的时候，大学生是一个夺目的标签。后来，大学院校越建越多，名牌大学则更加夺目。本科生越来越多，硕士博士则更加夺目。取得这些标签的人昂起头走路，不看脚下的路到底通向何方；没有取得标签的人，要么诚惶诚恐地跟在他们身后，要么使尽全身力气去赢得各种夺目的标签。然而所有这些为标签活着的人，都成为权威威慑的对象。权威是条变色龙，时而令人自信得狂妄自大，时而令人自卑得瑟瑟发抖，玩你于股掌之中，使谁赋予权威这般的力量？是你自己。

思考是一面镜子，然而人很少有力量拿起这面镜子照照。

思考令人镇定自若，不屈不挠。

我用思考平息了那一次“毕业分配动员会”给我内心造成的动乱。那次会上讲话者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方式散布恐怖言论，宣称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是得不到好处的，你必须进入体制内，接受体制的束缚，体制将许诺带给你好处，而且，僧多肉少，大家要不择手段争抢那有限的几只饭碗，如果抢不到，你将遭受这样那样的惨痛损失。这番恐怖言论的确有效，很快，有同学就暗示我，要使用阴谋诡计，并用某人搞诡计得实惠的事实教育我，在狼群中羊是无法生存的。

恐惧使人丧失理智，难以找到自我的优势，难以判断自我的发展方向。不能完整地认识自我，就很容易被恐惧俘虏。自信就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所长所短，不掩饰，不假装，不夸大，不缩小。自信使人不做不切实际的幻想，自信让人脚踩大地。恐惧是虚无的同党，脚踩大地，远离虚无，恐惧就很难抓到你。

我希望自己以一种自由创作者的方式生存，最大可能地激发自我的思考和创造力量。

再看A的幻灭感。

从情感上来讲，A的幻灭感大概来源于她的母亲。据A讲，她的母亲非常优秀，有学识、有领导气质，而且对情感忠贞不渝，在A眼里，母亲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而她的父亲脾气暴戾，母亲却从没有怨言。母亲英年早逝，父亲再娶之后一改暴戾的脾气，对继母温情满满，这让她对母亲扼腕叹息。

母亲的命运或许令A感到付出与所得的不平衡，加上自己亲身经历过丈夫的背叛，这两件事动摇了她对爱与忠诚的信心。对爱的怀疑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