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nut ......

2005年10月17日

在A生病需要照顾的时候，我选择了不带摄影机，因为此刻的A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作为朋友的角色对她来讲更重要。摄影机的存在使我在照顾她的同时，会分心寻找拍摄机会，这样势必会稀释我对她的关怀；摄影机的存在使A也无法完全放松到自己病中虚弱的状态，成为她的负担。

我故意没有带摄影机。

我给她倒水、拿药、量体温，仅仅是专心地待在她身旁，她需要这些。她放下了架子，柔弱的蜷缩在沙发的一角，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我看见了真实的她——悲观的、矛盾的、自省的……这一切我亲眼所见，亲身体会，虽然不能用摄影机记录下来，也不必遗憾。

真实有时恰恰在摄影机之外。

我亲身去体验真实，用我自己的记忆去记录真实。摄影机是局限的，纪录片也是局限的。

2005年8月3日

整整两个月，我没有拍摄我的这部纪录片。我用这两月时间为电视台拍了两集专题片，因为需要挣钱糊口，虽然是行活，仍然有新的收获。

 

A这边的拍摄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了解过程，下一步该思考如何表现的问题了。我的工作方式将有所改变，变被动为主动。在第一阶段，我扮演了一个一无所知的人，第二阶段我必须有自己的见解，用我的构思去主动出击。我的角色将从一个朋友变回拍摄者，从一个帮手变回一个旁观者。

 

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我为什么拍这部纪录片？

为什么选择A为拍摄对象？

在拍摄中所经历的种种人际关系，是否也可以成为纪录的一部分？

2005年5月28日

那天，A对我说：“你来我这儿工作吧。”我没有立刻答复。

今天，A若无其事地告诉我，她参加了一场女性论坛，与几个知名女士同台探讨了一些现代女性问题。我吃惊地问她：为什么不通知我去拍摄？她的回答令我十分难堪，她说她“不敢打扰我”。

纪录片导演最担心的就是摄影机不在场。所有艰辛的守候，都是为了捕捉那最富表现力的一瞬间。然而，一个多月以来，A始终处于日常的工作状态，很难有表现我的主题的事件出现。一次女性论坛正好契合了我的主题，而且很可能有冲突出现，这对纪录片的拍摄来讲无疑是绝好的机会。但是我由于近几天忙于生存（接了两个专题片，要做前期拍摄的准备），我不能每天泡在画廊，因而错失了绝好的拍摄机会。这一次的错失在这一个多月平淡无奇的拍摄中尤其显得可惜。以至于我一下子觉得，一个多月来我通过努力工作而建立的信任与配合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而我这些天在创作与生存之间的煎熬也白受了。我忍不住暗暗掉泪。

 

A对我的依赖心太重了，或者说，她对我的控制欲太强了。她时常提醒我，要想拍出好的作品，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事实上，我已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纪录，我总是早上起床就赶去画廊（要倒两次公交车），晚上很晚才回家（时常十点以后就只能打的了），跟着A的时间一起“上下班”。此前，她也曾经由于我有时候三两天不去画廊，而用一种令人生疏的客气，或者用自嘲式的玩笑，流露她的不快。而这次，她则用一种生生的错失，让我体会失败带来的痛苦。

 

是否我与A走得太近了？

走得不近，我无法了解她；走得太近，我又要承担太多的心理压力。

我该怎么办？

2005年5月27日

今天没有拍摄，但有比拍摄更值得记录的东西。今天我第一次看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

对美的追求、对异性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却被从小所受的教育压抑起来。这是《青春祭》用汉傣两民族之间的习俗差别去表现的，是对青春逝去的惆怅。张暖忻比我的父母大六七岁，是我父辈那一代人。她在电影里所表达的，正是我的妈妈没有说出来的，并且在我身上还留有烙印的东西。

在现实中，这种压抑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当我们小的时候，在追求知识、理性的氛围中，感性的东西被认为是阻碍性的，甚至得到禁止。但是当我们走过青春期，在压抑中承受了太多痛苦以后，我们发现漠视天性给我们内心造成的创伤是难以弥补的。

2005年5月24日

如何在纪录片中介入我自己？

 

我的身份认证过程。曾经是体制内的、安全的，同时带来稳定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现在的学生身份，模糊、模棱两可，“导演系研究生”能与将来的“导演”挂上钩吗？将来的身份很可能是体制外的、动荡的、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不被社会认可。

职业是一种身份认定。陌生人相见，可能首先会问：你是干什么的？

性别是一种身份认定。但在男权文化的统治之下，人们对性别的认定误区多多。

如今消费也是一种身份认定。一切都被商品化。“品味”专为消费设计。

 

用摄影机对准认识我的人，问：我是谁？然后再问：你是谁？

2005年5月17日

在我的纪录片中，是否可以用我对自己身体的自拍画面？企图通过探索一种独特的自拍方式，实现观念的视觉化……

 

2005年5月18日

视觉上，一幅静照由于瞬间凝固造成时间断裂，比起类似人眼观看的活动影像，由于面面俱到以及时间流逝，在观看者内心激起更强烈更多层的反应。

如果我们抓取了最激动人心的一瞬，那么前后的影像由于劣于那一瞬而黯然失色，留下的话只会分散观看者的注意力，淹没那最精彩的一瞬。

因此，静照永远具有纪录片所达不到的效果。同为纪实作品，两者各有所长。纪录片的最大价值在于时间的流逝，观众看到的不是某一瞬的时间压力，而是以空间的形式体会时间本身，体会时间的体积。或可以说，静照体会时间的深度，纪录片体会时间的广延。

我喜欢静照对一瞬间的凝固和放大，也喜欢时间在影像中的或急或缓的流。

 

于是以后的话：“一直不大愿意用尊严这个词，觉得太神圣了，就像一团火，远远的看过去，很原始、很繁盛，一旦用它贴近或是近距离得照亮某人，就难免会看到一些缠绕其间的阴影。真的有那么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可以百分百的承担起尊严吗？
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那么真切地接触真实，会不会让自己觉得很残酷，不知所措！”

 

我的回复：尊严不是赋予彼岸的。在此岸，有太阳就有阴影，万物有灵有尊严。但是人时常由于自己陷入阴影而不见尊严。艺术作品不如说是一种自救，让人拿出勇气面对现实。

若说尊严太神圣，这是将尊严交给了一个不存在的理性的完美世界。

 

>生活就是最好的创造。当我用纪录的方式投入生活时，我发现生活向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我觉得我们既需要孤独地理解生活，也需要深入他人的方式去理解生活，纪录片是我目前发掘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2005年5月5日

今天A第一次来我家，她坐在放在地上的床垫上，环顾我的小房间，说起她自己十年前的爱情。她哭了。她说那时两个人的苦日子过得很幸福，可是后来有钱有事业了，幸福却不见了，现在没有爱情的她感觉是空的。

这段情景用在我的影片中也许会很棒，但我没有开机。当时摄影机就在我背后的桌子上，我只要把镜头调转过来对着她，打开开关，按下录键，只需几秒钟时间就可以完成。但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我没有行动。面对她真诚而强烈的情感表达，我不能不集中注意力，看着她的眼睛，让她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我担心，一旦我有所动作或者分神，会挫伤她的感情。

轻便的三脚架是必要的。像今天这种情况，如果一回到房间就把摄影机架在三脚架上，放在房间的角落，镜头放在广角端，可以收纳房间里的主要活动区域，打开录键一直录。当我们进入交谈时，有可能已经忘掉了摄影机的存在，而照样进入状态。这样就不会中断情绪的对流与释放。

4月30日到现在，没有一天休息，而且每天都睡得很晚。跟A几乎已经无话不谈，她的商业谈判也不避讳我。我们相约共同努力，各自做好自己领域里的事，谁也不许退缩。我们都相信各自有未来，相互鼓励着，携手向前走。可惜的是，这样的情景我没办法拍下来。

 

体验与观察无法同时进行，身处事内时，你无法拿起摄影机。这是纪录片拍摄的矛盾之处。你与被摄者所产生的碰撞是如此精彩，但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抽身出来拿起摄影机，这段精彩也就中断了。导演需要一位既能完全领会他的意图又始终身处事外、同时还能够被被摄者接纳、记录下导演与被摄者所产生的撞击的摄影师。他既与你合二为一，又独立于你之外。如果有这样的一位摄影师，前面提到的两次情形就可以被记录下来。

 

B虽然不是艺术家，但很值得拍。

在五一的展览开幕酒会上，我第二次见到B。聊了不到一个小时，彼此就深入到内心最困惑的地方。她和我的经历相似，甚至讲述方式都相似。她说，她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杂志社编辑，因为当她二十岁就能看到六十岁的状况。然后她考取中央美院研究生，希望追求自己的理想——写书、译书。但写字养活不了她，她只好找一份工作。理想在生存压力面前一步步退缩，现在陷入日常工作的压迫之中，没有时间完成自己的理想，内心十分焦灼与痛苦。难道自己当初放弃了那么多就是为了今天这种状况吗？但是她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她每天都尽量抽空写点东西，她相信这样的坚持最终会写出好作品。

 

2005年4月29日

“女性主义”实际上只是我用来思考的方法，它不是我的纪录片要探讨的问题。我用“女性主义”的方式来审视自己以及其他女性。我最终希望以纪录片来探讨的问题是：“我何其为我？”“我将走向何方？”

我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关照她们，这与她们是不是女性主义艺术家，或者她们的作品是不是女性主义艺术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