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nut ......

2008年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开端。

当我手握DV摄影机，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划过手背，滑向心间。而再次投入拍摄，我在自己的影像中觉察到了情感，那也许是我长久以来压抑的无处释放的情感的总和，它们顺着指尖渗透在我透过摄影机看到的这个世界。摄影机终于回到了我的手中，它是我的手我的眼我的嘴，没有它的时候，我是那么的无力和空虚。找回它，就找回了一个世界。对那个让我再次找回自己的朋友，我心中怀着无限感激，而这份感激又是多么难以描述和表达。2008年我的新开端，有Y的给与。

泉以另一种方式的幸福与我同在，一个多月剪辑台上的苦熬，突然发现已站在山崖之上，眼前是一片蓝天。而这仅仅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幸福的来临竟是这么突然，两个人的幸福撞在了一块！我俩喝了一瓶江西米酒，高了，飘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隧道中前行，有时候希望借点别人的光亮，于是从侧面打洞，却发现那边终究也是同样漆黑一片。不过对于在黑暗中前行的人来说，气息相通仍有助益。打起精神，继续探路。

7月份去甘肃临夏拍了花儿，一直拖到现在才上剪辑台。因为对拍摄的素材并不十分满意，有点不知如何收拾残局，所以一直逃避。不过今天一开剪，还是干劲十足。我是热爱剪辑的。我喜欢“宽”拍，这样给后期剪接留下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经常体验到剪辑台上的再创造带来的无限乐趣。

拍完的东西拿回来，拖一拖不着急剪是必要的，拖的过程是一个酝酿发酵的化学反应；不过Deadline很必要，它迫你不要拖得太久，拖到云里去了。

重新投入工作，反倒不比闲着的时候累。还是因为我喜欢剪辑。前些天在家闷头写稿子就很累，效率也低。写好的稿子到了剪辑台上还得改，事倍功半！还是应该遵循自己的创作习惯。拍了大量的纪实段落，会用很多同期声，先剪段落，再写稿才是顺的。

我称上机房剪片子的日子为“上班”，因为都是约定的时段，不像在家工作没个点。这几天我白班，下了班，坐在公交车上，感觉很轻松，欣赏起旁边一位大门牙的女孩。如果不露出牙齿，她挺秀气，小翘鼻子，柔软的直发搭在肩上，一条松松的黑色围巾，烟灰色外套，及膝格子裙，长筒靴。她跟女伴说笑着，不由自主地用手遮住牙齿，而快乐已从指缝间笑出来，其实她呲牙的样子也很可爱。她的快乐淡淡的，不张扬也不羞怯，没有矫饰的天真，令我心生美好。也许是因为“上班”“下班”，分明了工作和休闲，结束一天的工作我理所当然地彻底地投入休息，这种感觉很好。相比之下，SOHO的日子有累人的地方，有时候工作弥漫了整个生活，让人的精神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

我们需要怀着理想战斗的朋友，有他们在身边我们不觉得孤单，就算遇上天大的困难，我们雄心勃勃要去克服，理想的路虽然艰险而黑暗，但我们意气风发聚合一点光亮就可以畅想明天。然而有这么一天，你突然发现身边的战友失落了理想，你们争论，但你无法指责他，在沮丧之中你陪他度过黯淡的时光，你对他心存幻想，也许他只是暂时迷路，他终会再次鼓起勇气投入为理想的战斗。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没有回来，你越来越焦躁不安，甚至在某一刻仿佛你也被那遥远的理想被它那空洞的神圣与完美击得粉碎，无力感像病毒一样迅速侵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你终于也站在坍塌的边缘。

这种时候我们到底抓住什么才能自救啊。我们首先抓住一些较容易的东西，比如情感。我们需要他人的怜悯同情鼓励赞赏，爱情给我们这些。女人们容易将爱情扩大为一切，在爱之中的感觉仿佛自己无限完美无限成就，爱情给她的虚幻感让她乐于牺牲乐于奉献，其实所有的牺牲难道不是为了获得吗？还有一些较容易的东西，例如物质，一切收藏的癖好，那种对某种物质的强烈的成瘾的占有欲难道不是另一种虚幻的成就感吗？

我们四面突围，我们绕了很多圈子，就是不愿意面对问题本身。不是有言道“在哪儿摔了从哪儿爬起来”吗？但是我们就是不愿面对这块绊脚石，我们在它周围绕圈子。我看见战士扛起这块大石头前行，也看见勇敢的人推着这块大石头上山，哪怕它还将滚落山下，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推上山顶。困难——失败感——我们如何能够克服？我们除了面对它以外，真的还有更聪明更省力的办法吗？

有不少看过《亲爱的》的人对我说应该对片中的几个人物继续跟拍下去，他们对片中主人公的未来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她们将来的故事。

即使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也会对她们一直关注下去，这种关注超越了继续拍一部作品的需要，而已然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对她们的了解越深，越发觉这部纪录片的片面性，当然这是针对被摄者而言。在一年内拍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作者自己的镜像，被摄者只是作者表达的载体，还远非她们本人，她们真正的面目更加复杂更加奇异，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更加绚丽更加怪诞。而这种情况并非我的主人公特殊之处，它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这不正是人性本身吗？在那片最私人的领地，才可以看得到最神秘莫测的瑰丽风景。可惜我的身体不能变成摄影机，不能记录下交往的记忆。我很为纪录片而困惑，我被限制住了，一时找不到出路。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

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

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轻关，烟囱无声；

窗不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今天再读里尔克的《预感》，已与前次不同。那时完全被他的《秋日》所征服——“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缤纷。”——而很难腾出心里的空间给这首《预感》。那时深感求索的孤寂。而那之后经历的一切，到今天，与其说豁然开朗（对我来讲，明亮往往是暂时的，而黑暗或者迷雾才是常态。），不如说踏着来时的路而更加坚定。“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我边走边拨开周围的迷雾，似乎正经过新的站台，而前方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风暴会来，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些......

 

虚荣心会驱使人做很多傻事，例如莫名其妙地树敌。一个人非常需要得到掌声，于是乎在人多的地方挑起“战争”。他不自觉地寻找一个（或者一群）强有力的对手（因为攻击被公认为无所作为的人实在是下下策），但是懒惰和急于求成促使他在根本没有下力气分析“敌情”的情况下就冲上战场。他胡乱地抄起一杆枪，却不知该往哪里瞄准，他叫嚣着“敌人”的名字，却由于自己的聒噪而被订在了镖靶上。人群中爆发出笑声，神枪手瞄准了他的屁股......一出荒唐戏上演于仲夏夜的老故事会场。

剧情参见http://blog.sina.com.cn/u/404005a201000akq

 

    西藏已经被太多人游历、谈论、研究和阐释，我们可以间接地构建起很多关于西藏的知识，仿佛我们已经对它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几乎每一个未曾亲历过的人还是对踏上那片土地充满热情。

    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里写道:“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西藏对于我们这些外族人来讲，其价值大概就是作为“他者”的存在。人们蜂拥而至，作为观光客、记者、研究者，对西藏进行着不断的阐释与再阐释，其目的其实是为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正如同作为单个的人——“我”，对“自我”的建构总是与对“他者”的阐释同步交替进行的。“我”不断地谈论他人，不断地研究他人，也不断地亲身经历他人，其实正是建构自我的一个过程啊。

不知从哪天开始，在豆瓣网站上，《哈维尔文集》被删除了。我赶紧查了一下我的博客日志，还好，那条关于读《哈维尔文集》的标题及内容还在。还没有被斩尽杀绝，真是万幸！

最近在电视民工的境遇中挣扎像一条被埋在淤泥中的鱼，假期里我用SHOPPING松弛我那绷紧的神经，但又掉进了一个购物陷阱。接踵而来的是双重的恐慌，脑袋上像是顶了一团乌云。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用很诚恳的语气和很专业的分析对你的作品表示认同和关注，这无疑对你来讲就是一剂强效的兴奋剂。

这位专程从美国赶来观摩北京宋庄纪录片周的学者的确给了我巨大的鼓励，虽然仅仅在一遍的观影基础上她还不能提出非常建设性的见解，但是她对片中一些细节的分析和关注，已经让我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亲爱的》诞生到现在，即便做过多次放映，即便在我的学院（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在老师和同学当中，也从没有被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探讨。而这位素未谋面的学者，专门来向作者本人探求第一手资料，与作者当面作纯粹学术的沟通，我没有办法不被她的专业精神所打动。

在工作当中得不到精神的满足，肉体又处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之下，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样难受。这几天假，真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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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英国牛津纪录片电影节印制了几千册厚厚的片目介绍和放映时间表，分发在各种公共空间。在放映时间表中预告了中国单元的影片，每场放映后都将有导演到现场作问答。
>然而昨天晚上，我和范俭的影片在MiltonKeynes放映，我们都没能到场。电影节主席MarieWright首先跟范俭说：“放映地点太远，晚上十点钟才结束，再赶回住处就太晚了，我建议就不要去了。”在第一次的放映现场，既没有中文翻译，也没有灯光，范俭坐在黑乎乎的前台使尽全身力气用英文回答观众的提问，我坐在观众席上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汉。鉴于如此情形，范俭已经对观众交流失去了兴趣，既然Marie提出撤销，正合他所愿。
>如果没有翻译，观众问答基本上失去了意义。而在晚间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我们只能依靠组委会的接送。当Marie对我说：“我打电话问问MiltonKeynes的电影院卖出了多少张电影票，如果像今天下午这样只有三个观众，我们就没必要去了。如果去，八点钟我们出发。”我回答说：“我在旅馆等你消息。”
>正如上文所说，我等到九点Marie也没有任何消息，而十点钟她邀请我们吃宵夜。我一点也不饿，而且犯困，但我还是跟范俭、沈晓闽赴约了。因为范俭说：“她是来向你道歉的。”果然，Marie一见到我就像机关枪似的开始解释：她给影院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而且她整个下午和晚上在忙另一部纪录片Planet的全球同步放映，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早有心里准备，所以并没有生气。但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觉得对不起观众。我问Marie：“如果观众发现导演失约，他们不会生气吗？”Marie说：“这种事经常发生，有的导演突然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昨天有位导演的女儿突然生了重病，他就不能到现场，观众不会介意的。”
>Marie点了一份主餐，看来她一直没有吃晚饭。说到高兴处，她说：“忘了电影节吧，你们应该四处看看英格兰的风景。”她问我们后天要不要和她一起去乡间。可是后天中午恰好有我的影片在牛津放映。Marie说由我自己决定参加问答还是去乡间，我很犹豫。
>也许我真应该忘了电影节，只当这是一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