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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08
间接的纪录影展现场 - [影片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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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纪录片影展——云之南和宋庄交流周都未能到场，实属遗憾！从别人的转述中，还是多少捕捉到了一些现场的气息：
崔卫平:在“云之南”看电影（全文转载）
很多年内最受电影学院学生追捧的教授周传基先生曾经尖锐指出，在中国不管是一般观众还是所谓电影理论家，电影在他们头脑中就等于故事片，“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现象”。周先生的话至今仍然适用。但是要追究原因，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明白的。差不多是在1990年之后，纪录片这个东西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一些好纪录片，迄今还没有抵达理想观众的手中，比如说知识分子人群。应该说知识分子与纪录片是天然同盟，纪录片所提供的坚硬事实，可以质疑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开拓我们的视野，这与知识分子的工作非常接近。
当然纪录片远不仅仅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也不仅仅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上一届“云之南”（2005）主会场是云南图书馆，座落于昆明的某个大马路边上，影展不收门票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摩，有些影片的上座率竟高达80%，一时间成了昆明大街小巷谈论的话题，这说明纪录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云之南”是由云南社科院主办、另外一些云南和外地的机构及民间电影小组参与承办和协办，是目前国内较大规模的纪录片影展。之所以能够在云南能够办成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完全是借助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以及影视人类学的背景。民间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也是来自昆明。
今年4月6日到12日，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展在大理举行。当5日中午飞机抵达昆明——与我同行的是为民间纪录片做了大量工作的张亚璇，我们来到昆明美术馆（老城中心翠湖公园）附近的集合地点报到，我给家人发短信说，这里完全像一个“游击队”：两个小房间里各有一张桌子，里屋那张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水，外屋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件之类，靠墙有一些旧沙发，应该还有一只书橱，电话是放在书橱上的，就没了。这是我平生参观过的最为简陋的“组委会”，成员也最为年轻。为首的易思成是一个二十来岁（易，杨，和渊都是云大影视人类学专业的同学，他们都差不多大，都三十几岁）的小伙子，棕色皮肤一头长发，蹲在书橱旁边继续用他那低沉迷人的嗓音与外界联络。杨昆是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三十岁出头一点，一张轮廓清晰的面孔总是笑眯眯的。他们简单地招呼了我们一下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已经来了一些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作者。差不多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而且是AA制，我的感觉好极了。
第二天到达大理时，先头部队季丹（最早的纪录片作者，是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同我联系上的）与和渊（云南社科院年轻的研究人员，历届云之南最主要的组织者之一，）神态悠闲地坐在客栈高高的小茶楼上，我们认为他俩前一分钟还在忙得四脚朝天，眼下这个样子是临时故意做给我们看的。从来没有一个会议，我本人成了最年长的，这种情况以后会经常出现吧。由此也可见这个纪录影展没有一位显赫人物，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是纯正和可贵的。
小易电话里说会议的地点挪到大理，也可以顺便游览一下，但是他这个话没有兑现。从6日中午到大理至12日上午离开，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古镇大理的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大理任何一个旅游景点。我们所有的人把时间都放在观片上了。听上去每天上午十点开始看第一部片子不算太早，但是考虑到每天晚上十点半才结束最后一部片子，接着讨论到十二点半才休会，再步行二十分钟到住处，肯定是凌晨一点多钟才能躺下。在如此繁忙沉重的工作压力之下，我创下了连续五天没有洗头的纪录，因为完全没有时间将头发晾干。好在大理这个地方空气好，天气也凉快。——岂只是凉快，几乎将人冻死了。那几天气温骤降，观片地点在一个透风的城门楼上，临时铺就了一些席子和草垫，人们基本上是席地而坐。最冷的那天，年轻的工作人员从客栈抱来了毛毯，让大家披在身上才算躲过一劫。
只是看片子非常充实。因为影展缩小了规模，原来准备的其他一些单元没有来得及放映，主要放映了计划中的“竞赛单元”，但仅仅是这一部分，就有二十二部之多。纪录片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业余”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无法以制作纪录片为生，其中有大学教师，有银行职员，有NGO工作人员，有原先在电视台或者报社工作的记者，也有在外留学多年回来一边从事翻译一边做纪录片的。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六十年代初生人也有“80年后”，他们之间突出的共同点是对于纪录片的那样一份热忱和执着。不管天有多冷，片子有多长，大家都是极为认真地从头看到尾。因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所以在这个小团体之内，没有山头没有派系，吃饭继续AA制。因为天冷，午饭时我们顿顿找酒，大理那种用梅子、木瓜等水果泡过的那种三十多度的白酒，好喝极了。但是决不能喝多，因为马上就要坐下来看片子了。
讨论中发生的分歧经常是在我们这些做批评的和作者之间。亚璇与我一样属于不依不饶的人，而且我们都是直来直去的“乌鸦嘴”，有作者感到不习惯，乃至对“好”和“不好”这样的提法也产生怀疑。诘问：“谁来制定价值标准？”答曰：我们所有的人。你、其他作者和我们都参与了价值标准的塑造。你认为要这样拍和这样剪，肯定是你认为是好的。‘云之南’工作人员从一百多部影片中挑选出二十多部参加竞赛单元，体现了他们的价值标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关于一部片子“得失”、“好坏”的考虑，将这些公开出来加以讨论，都是在共同构成我们的价值标准。批评者不是上帝，作者也不是。
但是最后一天在酒吧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尽管说过那么多批评话，但是我喜欢这次看到的许多片子。真的十分喜欢。其中冯艳的《秉爱》让我在观看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感到一种幸福。“秉爱”是一位妇女的名字，她的家处于三峡地区135米水位之下，她和丈夫至今还没有找到安身之所，与别人不一样的是，她不想离开故土，是因为她对于土地有自己的想法。对她来说，有土地的、在土地上劳动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名农民，只有在土地面前她才是自由的和自尊的。这样一位有尊严有根基的妇女，颇有几份“古风”，我们几乎很少听说过。而且我也喜欢这部片子的温婉节制的风格，它几乎是完美的。
林鑫的《三里洞》在放映时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了眼泪（我想是这样，实际上我自己泪流不止而看不清楚别人到底如何）。作为一名矿工的儿子，林鑫曾经在中国美术馆办过画展、出过诗集，上一届“云之南”他就带来了自己的纪录作品“陈炉”。从那回家之后，他把手中的DV对准了自己的父辈，他们是1955年底318个人乘坐同一辆火车从上海来到陕西这个叫做“三里洞”煤矿的地方。之所以从上海请来技术工人，是因为这是西北第一个机械化的煤矿。如今这些人大都离世，包括作者的父亲，他们曾经为共和国的现代化打下第一份基础，其中有些在年轻时就因为各种事故而英年早逝，如今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全片运用采访的形式，老人们在镜头面前缓缓展开回忆，配之已被闲置的矿山有关井架、输送带、吊车等大量的空镜头，具有一种深厚的、十分诚挚的情感力量，令人难以抗拒。
张战庆的《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我此前写过文章，我将之视为一部难得的关于底层人民精神状态的记录。这次另有一部片子《小周的故事》（作者蒋萍、罗坚）的拍摄对象与张战庆那部片子的主人公性格十分类似，都是那种嘴上的功夫了得、却干不成实际事情的人，对这部纪录片元老林旭东老师参与修改的片子（《小周》），大家仍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我自己还抽空单独在客栈电视机前里，观看了来自前南方周末记者周浩拍摄的《高三》，实际上这是一部“老”片子了，去年得了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对于我的工作来说，这部关于（高考）制度的片子当然极为有意思，我将另外撰文论述。当然也见到了携新片而来的胡新宇。我曾经写文章分析过他的《男人》，他事后很是不服气，在网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我进行了“攻击”。这回他的新片《姐姐》我毫无保留地十分喜欢，它有关一位在美国的中年女性与从国内去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叙事从容细腻，像看电视剧似的波澜起伏，有层次有张力一气呵成。
还有同样拍摄公共空间的汪浩，他的作品是《儿科》，这位前急诊室外科大夫拿起摄影机时，关注的是自己医院儿科的同事们。还有刘波的《莎莎》，片中同名流浪女艺人令我想起费尼里的《大路》中的那位泼辣、有活力、风尘仆仆的女主角，可是当我向作者提起费尼里，他看上去一脸茫然。令我感到痛苦的片子还有王海的《乡村教师》，其中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者及其坠落。王海这位常年做环保志愿者的年轻小伙子，认为我们在大理饭馆吃饭应该自己带筷子。赵大勇的《南京路》与舒浩仑的《乡愁》，都涉及了繁华大上海背后的某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群和角落，记录了缝隙中的小人物他/她们的生活及感情上的不同失落。我喜欢的与人类学有关的片子是丽江纳西族作者木小桥的《风雨兼程》，出自本民族之子的影像尽管看上去粗糙不齐，但是令人放心踏实。而对于像《毕摩记》与《家园》这样外人进去拍摄的有关少数民族的作品，虽然十分优美，但总是心存担忧，担心它们更像是异国情调或者远方的乌托邦。对于纪录片来说，也许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光滑优美的影像了。
影展期间还有一个小单元是“台湾社区电影观摩”，见到了台湾来的林宝元老师，他是台湾客家社区影像项目主持人，也看到了他的学生拍摄的一部片子。著名的日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电影节也来了人，藤冈朝子是“云之南”的老面孔了，人们见到她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欢叫起来。
每天都有新的体验和收获，每天需要偷偷拭去情不自禁挂在脸上的泪水。《秉爱》看完之后大家说，这才是真正的“三峡好人”。的确，看完“云之南”之后你就会想，凡是同类题材放在一起，必定是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意思。比如将《三里洞》与同样也表达父辈支边的影片《青红》放在一起，将《高三》与另一部实际上也非常不错的《十三颗泡桐》放在一起。张亚璇的这个表达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这些年纪录片的成就高过剧情片。而我的表述是：目前中国这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最有可能成为重建中国影像新的起点。宋庄散记（全文转载）
到北京著名的国贸，桥下坐938支9,一个多小时后到达通州区的宋庄美术馆。
美术馆起得大气开阔，一楼尽是玻璃墙，二楼的墙面为很北京的朱红；走进去时，发现美术馆内竟没有美术展，这个五一，它专属纪录片。
交流周放映的影片不多，竞赛单元10部，非竞赛单元原定10部，最后放映了9部，多元探索单元4部，因此放映厅只有一个。
放映厅有个侧门，可以推开走出去到二楼的大阳台，朱红的墙壁配上蔚蓝的天空，柳絮不经意就从眼前身边飘过，伸手可以抓一团。
放映厅很牛气，设了手机信号屏蔽，进去的人就只能规规矩矩看电影。
4月30日，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当日下午举行开幕式，开幕影片为胡新宇《姐姐》，随后为冯艳《秉爱》。
5月1日放映三场，之后放映数目逐渐呈现加速度，从4部到7部再到更多；从5月4日中午开始，有关部门介入，数部影片推迟、取消放映。
6日下午举行闭幕式。
一些好影片固然让人叹息、感慨或者激昂兴奋，但是影展中反响最激烈的影片恰恰是收到最多臭鸡蛋的《夜未央》，策展人把它放在“多元探索”单元，导演潘剑林。
《夜未央》的镜头里让一个女人讲述她在15岁之前遭遇的三次强奸。与此同时，导演找了自己的几十个朋友，给他们讲这个故事。但是导演的讲述方法不是一口气讲完，而是在讲述中途停止，让朋友们揣测接下来的故事或者讲述他们的感受。导演的这些朋友使用了相当多的语言暴力，更有数人露骨地体现出对于猥亵的憧憬。这些访谈与女孩的讲述通过剪辑交错而交织出这部影片。
在放映后的观众问答和深夜论坛中潘剑林都受到观众和其他导演的强烈质疑。导演们质疑其拍摄手法是否能够被称为“纪录片”：“导演在片中埋设了很多圈套，如果说纪录片应该是一面镜子的话，《夜未央》只能算是一面哈哈镜”。来自观众最多的评语是“邪恶”；潘剑林回应：网络上点击率最高的不是色情就是暴力，我有自信，这部片子是善意而非邪恶。导而张献民则借此自抒：“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反对所谓的犬儒主义；我愿逆流而动：如果世界都是强奸者的话，你自己不要做强奸者！我感觉我被这个片子强奸了。”——有些观众发出笑声，张献民大怒，把手中的纸团抑或香烟之类的小物件狠狠扔到地上：“有什么可笑！世上可笑的东西太多了，大家都来当玩笑！”一手抓起大块头的包：“不听了，我回家去！”
潘剑林则说，他一直很平静，他知道争议会有很多。
最后两天的部分时间则辅以"外围展"影片放映。外围展“主席”是胡新宇，其"入围"片也都是胡选片，他对此非常谦虚：这个外围展是给入围展捣乱的；因为我们是纪录片，不是纪律片。外围展都是在入围影片放完之后连夜加班加点接着放，由于是到了最后几日，导演和观众都出现审美疲劳和生理疲劳，所以观众寥寥可数。
5月5日晚上，放映有强烈暴力倾向的东北导演王逸人讲述变性人故事的《蝶变》。5月6日早上放映讲述军训故事的《稍息立正》等影片，张献民静静坐进去，事后说道：“为了表示对老胡外围展的支持，今天上午我去放映厅睡了一小会。”
然而对于来参展的导演们来讲，他们记忆中最深刻的，除了观看电影的“幸福感”之外，可能就是烤羊肉摊上连续一周通宵把酒、“酒逢知己”、与同好交流的幸福感了。“平时这些制片人都是埋头在自己的圈子里干活，很少有机会坐到一起交流。”所以每天从上午十点开始看片看到晚上十一二点之后，回宾馆这些“野人”还要凑到一间房子里聊天,或者扎堆到宾馆附近的羊肉摊子上去吃羊肉串、聊天——那羊肉摊子的老板在影展结束后想必是非常郁闷——导演们每天晚上只睡三两个小时是常事，第二天还要继续看十点钟开始的放映。
就在5月3日的讨论会上当场摔门而去的张献民，也出现在烧烤摊上与争执过的导演们坐到了一起吃羊肉串。
烧烤摊上的交流仅限于导演圈内，而胡新宇号召举办的两次午夜论坛上，则让普通观众有机会与导演进行近距离的切磋交流。
5月2日晚上第一次论坛，到场的影片已经播映过的导演对影片进行自我陈述，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影纪录片专业两位毕业生：汪浩、胡刘斌。二人替他们因感冒而未能到场的同学顾亚平介绍了关于顾的作品《亲爱的》的细节故事，例如男女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不同反应，导演本人对于片中女主人公很多价值观的不认同等。
但是在次日晚的第二次论坛上，在山形电影节选片人介绍完山形电影节的“改制”之后，胡新宇首先坐不住了，当场剪指甲，摆出了明显的“反论坛”的态度。主持人朱日坤质询：胡新宇，这个论坛你提议要搞的，我只是执行而已，现在你为什么这个态度。胡新宇站起来说：我们还是少说话，多做事。下午看了这些片子，非常感慨，说得太好了，拍得太滥了。
影展的观众，除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之外，就是来自北京的一些对纪录片感兴趣的人，以及独立制片人以及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背景让他们对于很多影片持有非常新鲜的看法，例如对于苏青的短片《春天来了》——导演在自己住的小区内拍摄柳絮、然后问不同的人对于奥运会的看法——有人解读为一篇非常“诗情写意而且轻松的小品文”，有人则解读为“嘲讽片”。
在闭幕式上，当三位获奖导演和三位评委合影完毕之后，张献民走上讲坛，即兴进行了1分钟的发表：
在现在这种体制和思想环境下，影展的举行有它的艰难，作者们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而且我也在开幕式上讲了，我在看一些作品的时候有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有一些朋友，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不管是不是纪录片制作者，我们都分享了这种观看作品的幸福感，而且我也希望作者们对这种交流……每天晚上我们喝酒啊，很多人都很疲惫，我的意思是不管是这个活动还是国内的别的活动都还很稚嫩，办得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以后能不能评奖都希望作者能够踊跃的把作品拿过来跟大家分享。
朱日坤：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当然也包括我们通州区的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这么辛苦，这么多天一直陪我们看看片，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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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关于本体，我的表述的确界定不清。我个人认为“纪录片本体”的问题实在没有太多必要去深究。而“影片本体”是最重要的。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关于片子本身的研究，是个案的探讨，而不是在“谁懂不懂纪录片”中间去扯概念或者观念。
导演的前期调研、现场工作方式、拍摄中的具体技术处理、结构设计……以及这些因素在最后完成片中的体现和其导致的缺陷和遗憾是我最关注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关注点和师姐一再强调的技术性讨论是不是基本贴合。
但是好像我经历的每一次交流，这些我最关注的问题都容易谈空，最后总是落到“纪录片是不是这样的”这种泛泛问题，讨论什么是“真实”，并把这种讨论归于关于“纪录片本体”的问题。
比如《亲爱的》，我一直很想和师姐安静交流一次，而不是在偶尔见面中一带而过。我希望了解一些拍摄中更为细致的操作方式，比如交谈（我更愿意视这部片子中的某些段落为交谈而不是访谈）。交谈时机的选择、交谈时机器的控制；文子很适应对问题的反应，而凯妃更多沉浸在自我语境中，导演面对这两个人物的前期设计和临场调适是怎样的。
比如《横滨》，这部片子不再是一人一机的操作方式。工作人员之间的协调、影片的总体设计是在什么阶段完成都是我关注的。一个很棒的镜头推向音乐家的手，然后慢慢摇起拉开到中景。我注意到这里没有翻译，是不是完全依靠彼时对音乐家语气神态的把握来确定了推拉的时机？这个段落拍摄时导演和摄影是如何沟通的，哪个方面的主导力量更强大一些？这部影片的许多段落都特别好，比如父亲带着女儿回家时的俯拍，比如练功时的全景……这些生活细节在漫长的跟拍中都难以捕捉，那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导演如何把握拍摄节奏。纪录片导演在拍摄小组中怎样贯彻自己的意图，这些都是我迫切想了解的。这部片子看了几遍，但也一直没有机会可以交谈。
我想我和师姐唯一的分歧是我们对于“本体”的界定。可能是我把这个概念缩得太小了。
十九号和二十号的放映不知道师姐有没有时间来，真的很希望你来，很希望能坐下来好好谈一次。
我认为有价值的讨论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对影片的意义，对作者的语言特征，对观众读解与作者表达之间的差异，进行冷静的而非夹杂强烈个人情绪的研讨。我一再强调的技术性就是“怎么拍”，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作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你所说的“导演的前期调研、现场工作方式、拍摄中的具体技术处理、结构设计……以及这些因素在最后完成片中的体现和其导致的缺陷和遗憾”等等问题。
我们的纪录片讨论最后总是落到“纪录片是不是这样的”、“什么是真实”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们太固守于我们被教导的那几种纪录片的样式。对“真实”问题的一再纠缠，恰恰说明人们需要时间接受纪录片形态多元化这一现实。这不仅是纪录片领域的问题，在整个艺术领域，人们都需要适应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多元化的发展。
我们作为创作者永远是创造在先，只要把握创作者的良知就行。至于“纪录片是不是这样的”、“什么是真实”这样的问题就留给评论家们去研究吧。
19、20两天我都会去学校，很希望能够坐下来与你谈谈作品和创作。
最大的意义还是可以看片和促进导演间的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