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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在电影学院导演系会议室看了三部纪录片《秉爱》、《南京路》和《风雨兼程》。这是汪浩和胡刘斌同学专门为我们这些学纪录片拍纪录片的人组织的放映，每部片子放映后，大家都就影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勤劳的前田同学一直在用DV记录讨论现场，同时也毫不保留自己对影片的看法，而投入讨论当中。

我认为，这三部影片当中，最“会”拍的是《风雨兼程》（我强调“会”字，指的是视听语言的运用），而前两部影片在语言上都多少有些问题。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视听语言的重要性，反对唯题材论。视听语言的确有传统与实验（或者说先锋）的差别，其差别就在于是否符合人们普遍的视听习惯。一个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第一次拿起摄影机，他使用的方法其实就是传统的视听语言，因为他会下意识地用眼睛看事物的方式去捕捉影像（声音一般都是同期的）。同样，当他剪接时，他也会以“流畅”为标准，也就是眼睛接受动态影像的习惯，尽量消除间接点的痕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观众带入画面当中去，让观众在画框之内去体会画面中的内容与情感。而实验影像往往通过挑战人眼的观看习惯，让观众跳出画框，在画框之外凝视、思考，迫使观众反思为什么。

例如《南京路》，在黑皮变疯之前，影片一直以近景记录几个捡破烂的人，作者试图用DV接近他们，试图在挖掘黑皮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状态，有近距离的观察、近距离的采访、近距离的讲述，作者流露出接近他们的欲望。而黑皮疯了以后，影像突然由近拉远，而且用远远超出观众了解“疯了”这一状态本身所需要的时间。这种远观的超长的影像（关键在于超长）给观众了一种压力，迫使观众思考这个疯人状态之外的东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南京路》存在一个风格不统一的问题，它的前半部分用传统的影像给观众了一种进入人物的预期，而且带着一种情感（尤其是一男孩用三轮车载着女朋友那段，作者甚至用音乐来强化那种抒情性。），但在还未让观众真正进入人物之前，突然又用一种非常实验的影像把观众拖出画框之外。虽然我个人很欣赏这种实验性，但也正是它的实验性使你对影片的前半部分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因为结尾的这种大胆显出了起始的束缚。

《秉爱》是一部手法非常传统的纪录片，作者非常正面地展现了主人公秉爱在捍卫自己的土地时展现出的坚毅，故事很打动人。不过，在个别地方，影片的视听语言仍存在视角的混乱。全片是以一种旁观的视角给观众展现一个女人的生活，但有几处采访，作者带有情感的声音的加入，干扰了影片的旁观风格。所有的叙事电影都存在一个讲述的视角的问题，是以第三人称来讲？还是以片中某个人物的视角来讲？很多纪录片作者希望隐藏自己，但是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自己的情感。我认为《秉爱》中，作者的声音是多余的，剪掉之后会使影片更干净。另外，作为女性，我看这部影片多少还感觉不满足。作者对主人公的表现过于单线条了，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样，一根筋。但是在这一根筋的背后，更深层的更人性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她到底为什么不愿搬迁？而另一些真正想了解移民搬迁事件始末的观众，他们也会不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一位马来西亚学生提出应该增加三峡移民背景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民与官”的斗争，作为“民”，我们的情感自然地偏向于秉爱，我们同情她。但是“民与官”到底在什么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影片也没有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