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nut ......

音乐纪录片的拍摄难度比较大。最好多机拍摄。一台机器要实现画面和声音的同时录制，到后期几乎没法剪辑。音乐有它旋律的延续性，不像语言更容易截断。而演唱者的口形或者演奏者的手势又必须与声音同步。单机拍摄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事先有所设计一个流畅的长镜头拍到底，要么让歌唱者或演奏者原模原样演几遍分别以不同角度景别拍。

花儿的魅力恰恰在它的即兴演唱，并不相识的两个人，对起歌来像聊天似的，唱词很是精彩。我很想拍出这种浑然天成的状态，但是这种一遍过的情景，稍有不慎就拍砸了。更糟的是，有语言障碍。当地的方言很难懂，不光是语音上的，在语法上，临夏话有很多倒装句，还有些特别的虚词和当地特有的词汇，唱在歌里更是难懂了。我带着“聋子”的耳朵去拍音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可好，后期麻烦大了。

第一次卖自己的纪录片作品，我晚上失眠了。

一千元人民币一张DVD拷贝，卖给了一个美国女孩。当我知道她是在校大学生时，我有点于心不忍，但最终还是收了钱。

我拿了钱回家，而她一个人要等凌晨三点的火车去石家庄。

一个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深夜无处可去，我是不是应该继续陪伴她到上火车呢？

而我们俩已经聊了三个小时。我说中文，她说英语。我能听懂她50%，她能听懂我多少？我们讨论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但无法深入。她不停地用手捏捏后脖子，而我也已经疲倦得不想再谈什么了。我需要一张床，我该回家了。留下她孤零零一人在无处可去的城市等待三小时之后的列车。

一回到家，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不安。毕竟经过了三个小时的见面，她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是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我知道了她在干什么，知道了她的一些想法，甚至对她产生了朋友的情感。但最终我在两次于心不忍的时候都狠下了心。

我习惯于看五六块钱的盗版DVD，同样也习惯于把自己的作品无限制地拷贝赠送给别人。别人跟我说：“我想要一张拷贝给我姐姐看。”“我想要一张拷贝做研究。”“我喜欢你的作品，想留一张拷贝。”……于是拷贝一张一张地被送出去了很多。我只能暗自祈祷，我赠与的这些人不会随意地复制传播我的拷贝。然而不幸的是，我已经碰到了一些比我更缺少版权保护意识的人，他们拿到我的拷贝后问我：我能不能复制？能不能传到网上？我在诧异之际，连连摇头。

当这个美国女孩发邮件说要买我的拷贝时（这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购买的人），我给自己的拷贝定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对一个距离遥远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比较容易下狠手。）我可以不卖，但不能贱卖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是纯手工的个性化的艺术品，只适合高价或者馈赠。我很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开价辩护。然而，收了钱之后，我很不安。

原创作者在维护自己的版权时为什么会如此心虚呢？

也许我的不安并非完全来源于开高价，而是来源于与她的相识。

她学了四个互不相干的专业，她不确定将来做什么，而她希望创造，她在寻找……她学习了一年中文，来石家庄的某个中文学校学习两个月汉语，很快就要回国，学校安排她住在一个中国家庭里，是一对想学英语的年轻夫妇，她不用付房租，只需要跟他们讲英语，但她觉得这种方式有点不平等……她会德语，能听懂西班牙语，她正在作阿伦特诗歌的翻译——从德语翻译成英语，（她是犹太人，这也许是她翻译阿伦特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谈论这个问题，语言障碍使我们无法将某一问题引向深入），我从而得知阿伦特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还是一名诗人……她没有开博客，因为在博客上写作会让她觉得是在为他人写作，而她是无法将私人领域与写作领域截然分开的……我说很不好意思，由于我提议推迟约会时间，使她当晚不能回石家庄，她用生硬的中文说：“我同意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就要接受选择的结果。”……

我为什么不能克服一下疲惫，陪她去逛逛后海的酒吧呢？唉，我自己也很少在晚上出去逛，我都不知道哪里好玩啊。或许她正希望有人能带她四处逛逛，让她了解中国。这么说来，人家碰上我真是倒霉，不好玩。

几天后，我再次约了这位美国姑娘。请她去九门小吃，品尝一下北京的风味。然后我们在后海划船，在水上看夕阳下的霓虹灯，一片歌舞升平。我问她上次我们分手后她怎么打发时间，她告诉我，她独自在北京街头走了五个钟头，很享受。走路是她最喜欢的运动，尤其是在宁静的夜晚。真是善解人意。只是很遗憾，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不能够聊得很深。临走时，我将自己的另外两部纪录短片赠送给她。过两天她就回美国了。

甘肃临夏之行历时二十天，是为了寻访民间原生态的花儿歌手，和一个人口仅有一万多人的民族——保安族。

印象中，甘肃是一片干旱的黄土地（实际上，兰州附近的确是一大片连绵的黄土坡，看不到庄稼地。），然而临夏州却绿草如茵。我们正赶上麦子逐渐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是黄绿相间的梯田。三伏天，在山里，雨说来就来，站在半山腰，穿着外套和单裤竟冻得直哆嗦。而太阳底下，阳光是毒辣的，我乖乖地戴着帽子，穿着长袖衫。同行的人都戴上了草帽。

去临夏之前，我翻阅了大量关于花儿的资料，当然大多数是花儿研究者的文章，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结论——认为花儿不仅是民歌，而且是一种多民族融和的区域性的语言。然而到了临夏，真正接触了当地的人——不论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土生土长的花儿田野调查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花儿歌手，花儿作为歌唱所散发出的魅力，完全淹没了被抽象为语言的研究者的空洞的定义。

我们翻山越岭寻访一位独自看守农田的老妇人，就在夕阳的余晖中听她歌唱；我们在寂静的山路中行走，密林中传来悠扬的女声，循声而去，她却像惊弓的小鸟躲开去了；在热闹的莲花山花儿会上，政府组织的花儿对歌唱来唱去在唱电视台，正在失望时，我们却发现不远处的饭桌边上，一男一女正在对唱，两人正在“较劲”呢；一个年轻姑娘在唱，一位老汉被大伙推上前与她对歌，老汉唱：“姑娘都喜欢年轻人”，姑娘却对：“新媳妇跟上胡茬茬老汉”，老汉一溜烟地就羞跑了......花儿盛开的地方，人们高兴时唱、悲伤时唱、孤独时唱、集会时唱、远行时唱、归来时唱......十天的时间太短，记录不下那片土地上丰富的情感，不过，庆幸的是我们及时地丢掉了空洞的学术拐杖，在给定的最短时间里，尽量地触到了那片土地的脉搏。尽管是栏目化的操作，还是希望能做出一集稍有意思的电视纪录片，从而不枉此行。

《亲爱的》对我的“折磨”总算结束了。我见到了文子。

在我的创作笔记终结篇里，我曾写道：“这种结果注定了我和她已经无法再沟通下去，不妨就告一段落吧。希望她快乐。”这看似平静的语言，掩藏不住一个巨大的内心空洞。时间越沉淀，我越发觉自己捉襟见肘。我想说我是在对她抱有深度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对她那个阶段的某些心理状态进行了毫不粉饰的批判，我想说我的批判是有用的，我想说我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道具——一个我用来表达的工具。但仅仅一个事实就足以让我哑口无言——在创作中，我选择了理智而放弃了情感，我冷静地让自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然而，我真的站得住吗？

一年了，我不敢见她的面。但在听到每一个关于她的消息时，都竖起耳朵。

一年了，我终于鼓起勇气去见她。但是我仍然有点担心，因此约了杨帆一起去画廊看她，带着《亲爱的》最终定版的光盘（在她看过之后的这一年当中，我又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

这一次，勇敢的是文子。当她给我一个拥抱时，我有所释然。当我们三人聊起彼此开怀大笑时，我觉得痛快——而我不敢提及《亲爱的》——是文子，主动谈起《亲爱的》，直言不讳这一年来她对我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她同样在关注我的思考我的行踪，她从没有停止过反思，她曾经认为再见到我时会背过脸去，但此时，她推掉了晚间的约会，我们三人一直聊到凌晨一点。那时，我看着她，会心地笑，言语无以表达内心的幸福感。所有的付出在此刻都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在前行的路上，我们还能够擦干泪水欢笑同行。

回到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这样的话：直到此时，我才真正完成了《亲爱的》的创作，终于可以放下了。在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经历中，这一次的会面具有历史意义。

2006年7月25日

一直没有去见A，这多少成了我的一种心理负担。之所以一再地拖延，是因为担心见面之后不能敞开心扉来谈。

现在，这种心理负担已经不那么重了，看到她在上次放映之后，面对观众激情演讲，我感到释然。但是A对我说的话依旧是在回避真问题。这种结果注定了我和她已经无法在沟通下去，不妨就告一段落吧。希望她快乐。

而K上次简短地出现之后，又进入了闭门谢客画画的阶段，既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我佩服她这种拒绝他人干扰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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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爱的》创作笔记终于告一段落。当时集中地思索了一些挠心的问题，现在看来，有些虽然激进、局促，但不失鲜活与勇气。笔记连载到此结束，但由于这次纪录片创作而引发思考还会延续......

2006年7月14日

缺乏文学基奠对电影创作是一种局限。思辨令表达过于冷静，干巴巴的，而过多的思辨有时因缺乏感性的包容力，而变得有失偏颇。

艺术创作首先需要赤子之心。

艺术创作还必需丰富的艺术感受性，思辨能够为艺术创作作铺垫，若作品用思辨的方式完成，就会变得生涩而不可爱。

2006年6月14日

拍摄一个“导演意识”很强的对象时，导演的主控性很重要。就像面对一个进攻型的人，你不能一味地退让一样，你必须适时地迎上去，拿起镜头对准她，向她发问，去和她产生碰撞。撞开一个人心灵的大门需要具备被拒绝的勇气，甚至面对暂时的被误解的勇气。一旦对方敞开心扉，对彼此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直接迎对立场的冲突，比回避要好。我所要表达的立场需要冲突加以审视和反省，如果回避冲突，则浪费了检验自我的大好机会。

最大的失误在于采访A中少了交流，我隐藏了自己的态度，倘若当时我以发问的方式表达我的态度，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会更加深入。

2006年6月13日

为什么说“拍摄A的纪录片对A来讲是一种掠夺”？电影的叙事逻辑掌握在导演手中。虽然所有拍摄下来的素材都是在被摄者的允许之下完成的，但剪接权在导演手中，导演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因果、对照。现实中的事件、言谈有它们自身的因果，而影像纪录的片断在组成一部纪录片时，形成的是另一种因果。就算在某一片段的内部，一段言谈本身就具有多义性（或者说预言本身的歧义性），把它放在不同语境当中，会凸现其多义中的某一层含义来。

在我的这部作品当中，道德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主要原因在于被摄者强烈的导演意识存在，她不仅非常自觉地在镜头前掩饰和夸张，而且以她的情绪对在场镜头施加压力。

我的拍摄制作过程，既是深入认识A内心世界的过程，也是不断抗拒A对我的创作施加影响的过程。而后一种过程是我在完成作品之后才清晰地意识到的。

纪录者最遗憾的就是“镜头不在场”。我的镜头始终在场，但很多时候迫于压力不能将它对准被摄对象，这造成了作品叙事的断裂。

理论上讲，认识的深度决定发现的深度。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认识和发现往往是交替进行的。我的题材不是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深入，而是对一个人内心的深入。这与你去真心的爱一个人没什么两样，这个过程考验的是你的爱够不够宽厚和长久。

我在创作过程中吃了些苦头，作品本身不够流畅。而在毕业创作报告中，我提出了令我困惑的道德问题，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至少流露出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以虚构的方式探索心灵深处的问题更好。现在我需要纠正这种倾向。首先，我的创作经验具有特殊性，我遇到的拍摄对象是一个“导演意识”较强的人，而恰恰她想要呈现的东西与我想要探讨的背道而驰。她希望自己以理想斗士的高大形象或者至少是为理想奋斗的苦力的形象出现，而我更希望表现她的恐惧不安与自相矛盾。这加大了我的拍摄难度，而且令我陷入道德困境。其次，她之所以在镜头前不能完全坦诚，与镜头后面的我的态度有关。这说明我还不足够宽容和悲悯到令她解除所有伪装。因此，心灵深处的探寻的困难并不在于记录手段，而在于纪录者的修养，纪录者有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爱面对被摄对象。

2006年4月15日

从开拍到剪辑完成，我都无法摆脱一种痛苦，我宁愿不拍纪录片，而只是用我自己的一段生命去体验她，但我又希望借此表达我自己。如果掌握了虚构的技巧，我就不需要承受道德的压力。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选择。

我甚至觉得自己很无用，作为朋友我不能够给她带来快乐；作为创作者，我的表达又是那么束手束脚。我没有自己的语言。

2006年4月1日

作生活的艺术家。

人说每一句话都需要某种语境的衬托。比如上面这句话，他既可能是一种逃避自我的借口，也可能是抓住艺术真谛的智慧。

杜尚可以说出那句话，是因为他也曾经为艺术而艺术，为掌握艺术的技巧耗费过精力与时光，并且在技巧上达到过人的高度。然而他放弃这一切，将注意力转向生活。很多年后他完全以全新的面目创造了一种反技巧的艺术形式。在去世之前，他再次颠覆自己，回到油画创作。杜尚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及时地跳出既成事实，跳出名望带来的束缚。

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想冲破名望的束缚更加难了。资讯编织出一张密网，将每一个稍有建树的人都网罗其中，使人很容易落入他人的陷阱之中，再也看不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