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造风景”是摄影师Edward Burtynsky 关注人类文明的一个切入点,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他花了十年时间在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人造的奇观,例如流淌的废水、大型的金属矿厂、原油生产基地、工业生产线等。纪录片《人造风景》则是女导演Jennifer Baichwal跟随摄影师Edward Burtynsky 深入到中国福建的工厂区和回收工业垃圾的乡村工场、四川境内的三峡大坝、天津的煤矿基地、上海的新富人家和穷困弄堂,还有孟加拉国的拆船厂(欧宁的介绍),一边记录Burtynsky的摄影工作,一边记录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影片从三个方面让人们思索这种代价——非人性化的工业生产环境、为能源建设而牺牲掉的家园、城市化过程中新型房地产对旧社区的毁灭。

    影片具有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提出问题的方式让观众无法等闲视之。而电影也正是由于具有更加强大完备的诠释体系,它给人造成的震撼,我相信一定比一次摄影展要强烈许多倍。

    虽然影片主要呈现的是中国问题,但实际上讲的是全球的事,因此影片具有一种大视野。同样是纪录当下中国,我们的纪录片好像缺少这样的大视野。一件事物要想宏观地看,就得跳出来。而我们生活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往往容易从微观入手。正因为这样,《人造风景》更值得向国人推荐,尤其向纪录片同行们推荐。

    《人造风景》导演Jennifer Baichwal创作谈,转载自:http://www.mtime.com/my/filmwy/blog/464722/

         《人造风景》这个计划是如何启动的?
      我知道Edward Burtynsky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着手拍摄那些采石场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十分感兴趣。我发现这些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当我们需要文明社会的素材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与Edward同行的摄影师带着6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找到我的同伴Daniel Iron,他们想找人把这个制作成电影。我干过这些胶片之后,意识到我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我见了Edward,很快整个计划就确定了,难以置信。我们用四个月的时间在加拿大筹集到了所有的资金。
      

          一共拍了多长时间?
      2005年,我们在中国呆了三周半,用Super 16毫米胶片拍摄。在那之前,我们拍摄Edward在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会议上的演讲。我们把摄影师Edward在幻灯机前面做讲演提到的黑白摄影与之结合。
      这个片子并不是描述一个人的,这是关于他的计划的……
      我不想拍通常意义上的一个艺术家的肖像。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把照片当作一个出发点,把他们的意义放在电影的语境中。他们设法唤起一种自觉而不是说教,他们并不是宣扬什么或是给你提供信息,而是要邀请你进入一个舞台,在这里反射出这个星球自我的冲击。同样,如果你仔细观察Edward照片的细节:成百上千精力充沛的人,我们试图沿着影片这些叙述的线索,因为通过观察这些人的面部特写,我们试图在这些完全谈不上庄重的景观中发掘出个体的高贵。
      
      
      对你来讲哪一个拍摄的场景意义最为重大,或者是不同?
      开场的那个推轨镜头是个大场面。我们在那个大工厂里拍了一整天,拍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这将是影片的开场。我觉得这是将Edward的作品完美的转化到电影中。因为用时间来表示工厂的规模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硬挺着看到车间里一个又一个的机器,开始你只会认为这是一个开始,但是你会慢慢的烦躁起来,开始关注人们的脸。这时你就会觉得这个工厂是多么庞大。随后Edward的画外音出来。既然整个电影就是一种公正的思考,开场也就要让你慢下来。
        
      
      我看到在三峡所发生的场景觉得难以置信,人们背井离乡就为了让自己的家园成为航运河道,他们就因为那些砖得到了报酬。
      看起来有点像战后的景象一样,你会意识到:人们一点一点的亲手毁掉自己的房子。另外一个悲剧就是中国的那些肥沃的农田正在流失,而没有考虑整个的文明。如此彻底的改变地球是傲慢的。
      
      
      有一些十分生动、富有冲击力的场景表达了环境的冲击。当然你是一个有知觉的人,你在中国拍摄的这段时间态度是否有很大的转变呢?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以抗拒的国家,首先每一个环节都是厚重的。我从没去过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大的工厂,那里一年生产两千万电熨斗。我们走访的那个铝再生工厂是世界第三。他们几乎把每一种东西都运到世界各地。看那些人在铝堆里做着永远干不完的活。我更加意识到我们都所做的浪费和消耗循环的特性,是多么的具有破坏性。
        
      
      我想我们不能责怪中国如此想方设法的要追赶那些工业化国家……
      中国已经做完了其他所有国家做的事情:工业化、走向难以置信的丑恶之路、赚钱、然后清理垃圾再出口给其他还没有走到这条路的国家。问题是中国太大了,他现在在承受相当的压力,因为世界上每一个肮脏的工业都在这里建设。在他们知道如何处理之前会有整个地带都倒塌的危险,这是难以置信的清醒。
      
      
      我想知道住在那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有一段是我们在中国最大的煤矿配送中心,在哪里用火车、卡车、轮船把煤运送到中国各处。你能看到有大片的煤堆留下的痕迹。开了一会儿车后我们发现核电站在一遍而煤矿在另一边,在他们中间所有的建设都在进行。我们所站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任何有机物了。但是这里并不远离住宅区,这里是居住区的中心,数千人住在这里。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就要继续出发。
      
      
      在你参加的电影节放映后观众有什么反映?
      首先,《人造风景》剪辑了八个月,是一个相对隔绝的过程。当影片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的时候,是第一次两个以上的人看到它。这是一次沉重的观影过程,放映结束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当我和观众在一起看了几遍之后,人们总是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走向何处?”
        
      
      最后,告诉我们你的下一步计划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影片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行,在空隙中我们回拍下一部电影:关于被闪电击中的人的。我们做了许多采访,举个例子一位作家保罗奥斯特他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闪电,他前面的那个人就死了。我想这肯定对他有一些影响,比如他对命运的困惑。我对科学纪录片不怎么满意,他们总是公式化的表达一些毫无悬念的信息。所以这个将是一部关于科学课题的艺术电影。

  • 2007-11-18

    致敬 - [边读边看]

    彭小莲的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几乎是一口气读完。

    现在还记得2002年读《小川绅介的世界》时的激动心情,那时多么渴望看小川的电影啊,想看看他到底怎样拍出稻子的情感,怎样拍出农民与稻子生命相依的关系,还有怎样剥去农民丑陋的表层而发现终极的美。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他的电影到底怎样呢?后来自己也开始拍纪录片,却始终没有机会看小川的作品。周围也几乎没有人看过,但对他的顶礼膜拜却传开来。

    第一次看到《理想主义的困惑》这本书是在上海,“云之南”在复旦放映小川的《牧野村千年物语》,放映厅门口摆了一摞《理想主义的困惑》,书名吸引了我,不过看到副标题“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时候,我把书放下了,那应该不如看小川本人的作品来的直接。于是很虔诚地坐在放映厅里等待开演。

    很遗憾的是,那天放映条件实在太差,我没有坚持看完,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闪光的东西。影片一开始,只有英文字幕,我的心就一沉。拼命地认英文单词,还来不及在心里译成中文,下一行又出现了。很多生词不认识,就这么一知半解地往前赶,赶不上词了就看画面。开始有很长一段,像科教片,有人在图表前讲解,不懂他讲的是什么。看不懂,赶得很疲倦,头也开始隐隐作痛。我闭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找能看懂的部分看。看到摄影机贴着稻子的根部,跟着一双胶鞋在稻田里移动,镜头贴着人的手在插秧,我很吃惊,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插秧的体验,突然感到种田很不容易,仿佛看到一只蜻蜓停落在插秧的老农背上。镜头总是贴着水稻拍,那让我感觉到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有自己生命的,当稻子在显微镜下跳舞的时候,我也觉得稻子可爱了。后来村里的人讲他们与水稻的故事,没有看太明白,但是知道他们的祖先费了很大力气从山的那一边把水稻弄来。还有一个疯老头和她姐姐的故事,没有看懂。

    中场休息,有人说还有两个小时的片长,我已经看了一整天的片子,坐得浑身痛。干脆出去透透风,以后有机会看中文版。碰见季丹,她说她看的是胶片,效果很好,看这个片子一定要静下心来,看进去了很好看。于是不忍心又返回放映厅,看了结尾部分。片尾,所有村民像运动员入场一样地走进画面,向观众致意,很有尊严很骄傲的样子。这就是小川相处了十年的农民们,他们彼此表达着对对方的尊重,小川在拍摄这个画面时是不是心中有幸福感呢?

    后来听季丹讲,小川死后,他的摄制组成员都在责骂他。我很吃惊,为什么呢?季丹说,他们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集体。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乌托邦。但我记得,小川说过他和摄影师之间的合作那么默契,摄影师能够拍出稻子的情感,阴天的情感,我是多么羡慕他们的工作啊。

    再后来彭小莲看了我的《亲爱的》,找我聊。她说我对片中的人物根本没认识,她说我要是在你的年纪看见文子的话,我大概不会被她感动。我不相信嘴里说出来的东西,其实,有理想的人,基本上不谈理想的。她认为影片缺少生活细节的描述,无法令观众了解人物认同人物。她一语中的,说到了我的痛处。

    于是找来彭小莲导演的《美丽上海》看。电影中的每个人物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现实,他们的状态很真实,他们每一个人的难处也很真实,我可以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心里翻滚,憋得难受。一直到最后,阿荣在父母遗像前说:“请原谅我们的吃相难看……也许我们爱得太深,所以彼此伤害……”我无声地哭了出来。一部很棒的电影。

    因为这部《美丽上海》,我买了《理想主义的困惑》。我想知道彭小莲是如何描述那个充满矛盾的小川绅介的世界。

    彭小莲也是从她听到跟随过小川的人几乎把小川描述成了一个法西斯后所产生的震惊开始写起。读了第一节《奉献》,我就被作者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对人物生动而深刻的描述折服了。她提出了问题,但并不急于给出解释,而是回忆了过往的种种经历,种种细节,抽丝剥茧。我可以感受那里面的不同人的处境和思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还有作为纪录片导演本身的诸多困扰。这就是彭导跟我谈的《亲爱的》所缺少的东西——对细节的描述。

    专心致志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一种追求当中的人,他一定体会到了至高无上的幸福,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感受他的精神力量所给人的鼓舞与跟随他做事和生活却很可能是两码事。我相信小川有非常强的个人魅力,但同时我也从蛛丝马迹当中感觉到生活在他的阴影当中是多么地可怕。我相信不只有见角受过他沉痛的打击(小川曾对助手见角说你拍不出电影),他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可以轻易地鼓舞人同时也可以轻易地砸碎人,这要看你跟他的距离有多近,你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小川他只是一个人,可是人们偏偏把他神化,人们赋予他统帅的权力,最后干脆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他膜拜他,而当人们的自我意识强大的时候,就仿佛受了骗,就把这个神妖魔化。

    小川说:“因为我们共同体验了这一切,……”为什么小川有勇气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进去,而我要有所保留呢?是不是因为小川坚定地认同日本的传统农耕文化,认同与水稻共命运的农民们,认同那里的村庄,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才可以花毕生的精力去记录它?认同感是不是拍纪录片的根本呢?那个认同感是否就是理想?难道拍什么你就得变成什么吗?一定要放弃“我”才可以拍得深邃吗?只有小川那种方式才能拍好纪录片吗?那些愿意放弃自我的人,他们此刻的放弃难道不是为了成全一个更大的“我”吗?我的责任是创作好作品,用作品说话,难道我还必须要成为道德楷模吗?

    拍纪录片是我关注他人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是我选择纪录片的原因。我真心地关心文子,我想要对她多些了解,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我不知道,是否只有完全的认同才可以拍出好纪录片。至少,我对纪录片多了一份谨慎。

    我这一代人没有榜样,一切要靠自己建设。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人的种种挣扎。

  • 今天看了《色戒》。看的时候心不断被揪着,走出影院心还走不出来。必须找张椅子坐下,做一个深呼吸。过了很久,才可以说点什么。

    这是李安最好的一部电影。

    打算再看一遍大荧幕。另外一定要找一张未删节版看。

    翻开豆瓣上关于《色戒》的影评,看到了这样的话:“色与戒,戒不掉的并不是爱欲情仇,而是人与生而来的挣扎,与自己,与别人,与社会。正因为这样的人性戒不掉,爱与痛,才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艾小柯)”——直捣心窝子!!!无语......

  • 2007-08-31

    死亡之旅 - [边读边看]

          Every Night & every Morn
      Some to Misery are Born.
      Every Night & every Morn
      Some are Born to sweet delight.
      Some are Born to sweet delight,
      Some are Born to Endless Night.                                                    

                                                   - William Blake


      “每个夜晚,每个清晨,有些人注定痛苦。
      每个夜晚,每个清晨,有些人注定快乐。
      有些人注定快乐,有些人注定承受无尽黑夜。”

                                ——威廉·布莱克

    Dead Man既是倒霉的小会计William Blake,又是印第安人Nobody眼中早已死去的诗人William Blake,也就是说,在Nobody眼里,小会计William Blake就是一个Dead Man。这就像一个语言游戏。其实它又是一个寓言。而几乎所有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又都是Dead Man。作恶的、先知的、美丽的、贪婪的、胆小懦弱的......不管是谁,甚至没有缘由,都走向了死亡。难道是命中注定吗?Some are Born to sweet delight, Some are Born to Endless Night.  

    死亡是影片唯一的色彩。影片结尾,一叶小舟漂向大海深处,只留下空寂。所有的剑拔弩张,所有的恐惧与希望,都被浩瀚如烟的海水吞没,死亡是唯一的永恒。我对着黑色屏幕发一会呆。

    而我——一个对死亡毫无准备的人,的确和那个小会计William Blake一起,从生走到死,困惑、孤独、艰险,孱弱的手在惊恐中拿起枪,逃生,而他拿起了枪,也和恶棍一样毫无怜悯,用鲜血铺就死亡之路,善恶生死殊途同归。而在一个印第安人Nobody眼里,死亡就是回归:

    “Time for you to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you mean Cleveland?”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the spirits came from and where all spirits return.”
    “The world will no longer concern you, William Black. ”

    用诗人的话总结:"Without contraries is no progression.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reason and energy, love and hate, are necessary to human existence."- William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The Argument", 1790

  • 影片一开始就有种神秘压抑的气息,音乐的渲染尤其加强了这种味道。不仅是由于约翰•马尔科维奇那张神经质的脸和他总是偏着脑袋而令人紧张的姿态,还有修道院偏僻冷清恍若隔世一般的荒凉。

    整个故事像一个寓言。一对夫妇来到修道院——美貌的妻子陪同教授丈夫来这里做研究,丈夫沉醉于得出惊世的研究结果,而冷落了妻子。这给了一个魔鬼(修道院看门人)可乘之机,这个魔鬼故意安排了一个天使(一个更年轻的美人)来协助教授工作,从而激化了妻子的嫉妒。最终魔鬼与天使消失在森林大火中,而教授放弃了研究,夫妇二人返回“人间”过上了平淡的生活——这些故事由两个小鬼(修道院里鬼鬼祟祟的小人物,以谈论他人度日)和一个渔夫(一个更光明更隔岸观火的角色)讲给我们。这就是影片里出现的所有人物(真是低成本制作啊)。虽然故事老套,但讲述的方式令人吃惊。

    影片自始至终充满了强烈的情感,既压抑又像要立刻爆发。有时候,形而上的对话会让人感觉像是在看一场话剧,但摄影的独到之处立刻让人领教了电影视觉的优势。约翰•马尔科维奇的表演实在是很完美,你看那段教授手里掂着一份系着丝带包装起来的礼物(这是天使送给他的一本英文版的《浮士德》),并不急于拆开,他望着天使,把玩着,用眼神与天使对话,没有一句台词。真是绝了。在人物强烈的、有时压抑有时释放的情感中,有一种深邃的东西吸引你,或许就是片中吞噬了魔鬼与天使的那座森林,它隐藏着在善与恶还未分开之前的、纯洁的天性的深渊。

  • 第一次知道Edie Sedgwick是在电影Factory Girl / 工作室女孩中。Andy Warhol安迪·沃霍认為艺术和艺术品应该是可被“量产”的,他将自己纽约的工作室命名為“工厂”(Factory),在这个宽敞的工厂里,沃霍监督他的艺术工人们制作版画、海报、鞋子、书籍或是其他产品,也包括了电影的制作。而Edie Sedgwick是经常出现在沃霍的实验电影中的演员,很快在独立电影圈内走红。她是美国60年代的潮流偶像和传奇人物,出身富族却性格反叛,28岁时因吸毒过量而香消玉殒,Vogue杂志当年惊呼她为“Youthquakers”。

    影片中饰演Edie Sedgwick的女演员已经很有美国六十年代叛逆与嬉皮的味道,但是比起当年的Edie本人,还少了魂魄,那可能是无人能替代的经历本身。看看Edie Sedgwick本人的风采:

    在电影中Andy有句台词:“Edie太美了不能作艺术家(too beautiful to be an artist),艺术家须是丑的。Edie是超级明星(SUPER STAR)。” Edie在其风华当年被《Vogue》称为“Youthquakers”(青春地震者),而直到今天仍在被Christian Dior这类一线品牌奉作神灵祭拜。

    点击Edie Sedgwick看看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尤物。 

  • 周六在电影学院导演系会议室看了三部纪录片《秉爱》、《南京路》和《风雨兼程》。这是汪浩和胡刘斌同学专门为我们这些学纪录片拍纪录片的人组织的放映,每部片子放映后,大家都就影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勤劳的前田同学一直在用DV记录讨论现场,同时也毫不保留自己对影片的看法,而投入讨论当中。

    我认为,这三部影片当中,最拍的是《风雨兼程》(我强调字,指的是视听语言的运用),而前两部影片在语言上都多少有些问题。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视听语言的重要性,反对唯题材论。视听语言的确有传统与实验(或者说先锋)的差别,其差别就在于是否符合人们普遍的视听习惯。一个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第一次拿起摄影机,他使用的方法其实就是传统的视听语言,因为他会下意识地用眼睛看事物的方式去捕捉影像(声音一般都是同期的)。同样,当他剪接时,他也会以流畅为标准,也就是眼睛接受动态影像的习惯,尽量消除间接点的痕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观众带入画面当中去,让观众在画框之内去体会画面中的内容与情感。而实验影像往往通过挑战人眼的观看习惯,让观众跳出画框,在画框之外凝视、思考,迫使观众反思为什么。

    例如《南京路》,在黑皮变疯之前,影片一直以近景记录几个捡破烂的人,作者试图用DV接近他们,试图在挖掘黑皮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状态,有近距离的观察、近距离的采访、近距离的讲述,作者流露出接近他们的欲望。而黑皮疯了以后,影像突然由近拉远,而且用远远超出观众了解“疯了”这一状态本身所需要的时间。这种远观的超长的影像(关键在于超长)给观众了一种压力,迫使观众思考这个疯人状态之外的东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南京路》存在一个风格不统一的问题,它的前半部分用传统的影像给观众了一种进入人物的预期,而且带着一种情感(尤其是一男孩用三轮车载着女朋友那段,作者甚至用音乐来强化那种抒情性。),但在还未让观众真正进入人物之前,突然又用一种非常实验的影像把观众拖出画框之外。虽然我个人很欣赏这种实验性,但也正是它的实验性使你对影片的前半部分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因为结尾的这种大胆显出了起始的束缚。

    《秉爱》是一部手法非常传统的纪录片,作者非常正面地展现了主人公秉爱在捍卫自己的土地时展现出的坚毅,故事很打动人。不过,在个别地方,影片的视听语言仍存在视角的混乱。全片是以一种旁观的视角给观众展现一个女人的生活,但有几处采访,作者带有情感的声音的加入,干扰了影片的旁观风格。所有的叙事电影都存在一个讲述的视角的问题,是以第三人称来讲?还是以片中某个人物的视角来讲?很多纪录片作者希望隐藏自己,但是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自己的情感。我认为《秉爱》中,作者的声音是多余的,剪掉之后会使影片更干净。另外,作为女性,我看这部影片多少还感觉不满足。作者对主人公的表现过于单线条了,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样,一根筋。但是在这一根筋的背后,更深层的更人性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她到底为什么不愿搬迁?而另一些真正想了解移民搬迁事件始末的观众,他们也会不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一位马来西亚学生提出应该增加三峡移民背景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民与官”的斗争,作为“民”,我们的情感自然地偏向于秉爱,我们同情她。但是“民与官”到底在什么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影片也没有给我们答案。

  • 两次纪录片影展——云之南和宋庄交流周都未能到场,实属遗憾!从别人的转述中,还是多少捕捉到了一些现场的气息:

    崔卫平:在“云之南”看电影(全文转载)

     

    很多年内最受电影学院学生追捧的教授周传基先生曾经尖锐指出,在中国不管是一般观众还是所谓电影理论家,电影在他们头脑中就等于故事片,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现象。周先生的话至今仍然适用。但是要追究原因,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明白的。差不多是在1990年之后,纪录片这个东西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一些好纪录片,迄今还没有抵达理想观众的手中,比如说知识分子人群。应该说知识分子与纪录片是天然同盟,纪录片所提供的坚硬事实,可以质疑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开拓我们的视野,这与知识分子的工作非常接近。
    当然纪录片远不仅仅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也不仅仅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上一届
    云之南2005)主会场是云南图书馆,座落于昆明的某个大马路边上,影展不收门票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摩,有些影片的上座率竟高达80%,一时间成了昆明大街小巷谈论的话题,这说明纪录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云之南是由云南社科院主办、另外一些云南和外地的机构及民间电影小组参与承办和协办,是目前国内较大规模的纪录片影展。之所以能够在云南能够办成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完全是借助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以及影视人类学的背景。民间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也是来自昆明。
    今年
    46日到12日,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展在大理举行。当5日中午飞机抵达昆明——与我同行的是为民间纪录片做了大量工作的张亚璇,我们来到昆明美术馆(老城中心翠湖公园)附近的集合地点报到,我给家人发短信说,这里完全像一个游击队:两个小房间里各有一张桌子,里屋那张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水,外屋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件之类,靠墙有一些旧沙发,应该还有一只书橱,电话是放在书橱上的,就没了。这是我平生参观过的最为简陋的组委会,成员也最为年轻。为首的易思成是一个二十来岁(易,杨,和渊都是云大影视人类学专业的同学,他们都差不多大,都三十几岁)的小伙子,棕色皮肤一头长发,蹲在书橱旁边继续用他那低沉迷人的嗓音与外界联络。杨昆是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三十岁出头一点,一张轮廓清晰的面孔总是笑眯眯的。他们简单地招呼了我们一下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已经来了一些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作者。差不多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而且是AA制,我的感觉好极了。
    第二天到达大理时,先头部队季丹(最早的纪录片作者,是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同我联系上的)与和渊(云南社科院年轻的研究人员,历届云之南最主要的组织者之一,)神态悠闲地坐在客栈高高的小茶楼上,我们认为他俩前一分钟还在忙得四脚朝天,眼下这个样子是临时故意做给我们看的。从来没有一个会议,我本人成了最年长的,这种情况以后会经常出现吧。由此也可见这个纪录影展没有一位显赫人物,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是纯正和可贵的。

    小易电话里说会议的地点挪到大理,也可以顺便游览一下,但是他这个话没有兑现。从
    6日中午到大理至12日上午离开,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古镇大理的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大理任何一个旅游景点。我们所有的人把时间都放在观片上了。听上去每天上午十点开始看第一部片子不算太早,但是考虑到每天晚上十点半才结束最后一部片子,接着讨论到十二点半才休会,再步行二十分钟到住处,肯定是凌晨一点多钟才能躺下。在如此繁忙沉重的工作压力之下,我创下了连续五天没有洗头的纪录,因为完全没有时间将头发晾干。好在大理这个地方空气好,天气也凉快。——岂只是凉快,几乎将人冻死了。那几天气温骤降,观片地点在一个透风的城门楼上,临时铺就了一些席子和草垫,人们基本上是席地而坐。最冷的那天,年轻的工作人员从客栈抱来了毛毯,让大家披在身上才算躲过一劫。
    只是看片子非常充实。因为影展缩小了规模,原来准备的其他一些单元没有来得及放映,主要放映了计划中的
    竞赛单元,但仅仅是这一部分,就有二十二部之多。纪录片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业余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无法以制作纪录片为生,其中有大学教师,有银行职员,有NGO工作人员,有原先在电视台或者报社工作的记者,也有在外留学多年回来一边从事翻译一边做纪录片的。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六十年代初生人也有“80年后,他们之间突出的共同点是对于纪录片的那样一份热忱和执着。不管天有多冷,片子有多长,大家都是极为认真地从头看到尾。因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所以在这个小团体之内,没有山头没有派系,吃饭继续AA制。因为天冷,午饭时我们顿顿找酒,大理那种用梅子、木瓜等水果泡过的那种三十多度的白酒,好喝极了。但是决不能喝多,因为马上就要坐下来看片子了。
    讨论中发生的分歧经常是在我们这些做批评的和作者之间。亚璇与我一样属于不依不饶的人,而且我们都是直来直去的
    乌鸦嘴,有作者感到不习惯,乃至对不好这样的提法也产生怀疑。诘问:谁来制定价值标准?答曰:我们所有的人。你、其他作者和我们都参与了价值标准的塑造。你认为要这样拍和这样剪,肯定是你认为是好的。云之南工作人员从一百多部影片中挑选出二十多部参加竞赛单元,体现了他们的价值标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关于一部片子得失好坏的考虑,将这些公开出来加以讨论,都是在共同构成我们的价值标准。批评者不是上帝,作者也不是。
    但是最后一天在酒吧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尽管说过那么多批评话,但是我喜欢这次看到的许多片子。真的十分喜欢。其中冯艳的《秉爱》让我在观看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感到一种幸福。
    秉爱是一位妇女的名字,她的家处于三峡地区135水位之下,她和丈夫至今还没有找到安身之所,与别人不一样的是,她不想离开故土,是因为她对于土地有自己的想法。对她来说,有土地的、在土地上劳动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名农民,只有在土地面前她才是自由的和自尊的。这样一位有尊严有根基的妇女,颇有几份古风,我们几乎很少听说过。而且我也喜欢这部片子的温婉节制的风格,它几乎是完美的。
    林鑫的《三里洞》在放映时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了眼泪(我想是这样,实际上我自己泪流不止而看不清楚别人到底如何)。作为一名矿工的儿子,林鑫曾经在中国美术馆办过画展、出过诗集,上一届
    云之南他就带来了自己的纪录作品陈炉。从那回家之后,他把手中的DV对准了自己的父辈,他们是1955年底318个人乘坐同一辆火车从上海来到陕西这个叫做三里洞煤矿的地方。之所以从上海请来技术工人,是因为这是西北第一个机械化的煤矿。如今这些人大都离世,包括作者的父亲,他们曾经为共和国的现代化打下第一份基础,其中有些在年轻时就因为各种事故而英年早逝,如今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全片运用采访的形式,老人们在镜头面前缓缓展开回忆,配之已被闲置的矿山有关井架、输送带、吊车等大量的空镜头,具有一种深厚的、十分诚挚的情感力量,令人难以抗拒。
    张战庆的《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我此前写过文章,我将之视为一部难得的关于底层人民精神状态的记录。这次另有一部片子《小周的故事》(作者蒋萍、罗坚)的拍摄对象与张战庆那部片子的主人公性格十分类似,都是那种嘴上的功夫了得、却干不成实际事情的人,对这部纪录片元老林旭东老师参与修改的片子(《小周》),大家仍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我自己还抽空单独在客栈电视机前里,观看了来自前南方周末记者周浩拍摄的《高三》,实际上这是一部
    片子了,去年得了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对于我的工作来说,这部关于(高考)制度的片子当然极为有意思,我将另外撰文论述。当然也见到了携新片而来的胡新宇。我曾经写文章分析过他的《男人》,他事后很是不服气,在网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我进行了攻击。这回他的新片《姐姐》我毫无保留地十分喜欢,它有关一位在美国的中年女性与从国内去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叙事从容细腻,像看电视剧似的波澜起伏,有层次有张力一气呵成。
    还有同样拍摄公共空间的汪浩,他的作品是《儿科》,这位前急诊室外科大夫拿起摄影机时,关注的是自己医院儿科的同事们。还有刘波的《莎莎》,片中同名流浪女艺人令我想起费尼里的《大路》中的那位泼辣、有活力、风尘仆仆的女主角,可是当我向作者提起费尼里,他看上去一脸茫然。令我感到痛苦的片子还有王海的《乡村教师》,其中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者及其坠落。王海这位常年做环保志愿者的年轻小伙子,认为我们在大理饭馆吃饭应该自己带筷子。赵大勇的《南京路》与舒浩仑的《乡愁》,都涉及了繁华大上海背后的某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群和角落,记录了缝隙中的小人物他
    /她们的生活及感情上的不同失落。我喜欢的与人类学有关的片子是丽江纳西族作者木小桥的《风雨兼程》,出自本民族之子的影像尽管看上去粗糙不齐,但是令人放心踏实。而对于像《毕摩记》与《家园》这样外人进去拍摄的有关少数民族的作品,虽然十分优美,但总是心存担忧,担心它们更像是异国情调或者远方的乌托邦。对于纪录片来说,也许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光滑优美的影像了。
    影展期间还有一个小单元是
    台湾社区电影观摩,见到了台湾来的林宝元老师,他是台湾客家社区影像项目主持人,也看到了他的学生拍摄的一部片子。著名的日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电影节也来了人,藤冈朝子是云之南的老面孔了,人们见到她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欢叫起来。
    每天都有新的体验和收获,每天需要偷偷拭去情不自禁挂在脸上的泪水。《秉爱》看完之后大家说,这才是真正的
    三峡好人。的确,看完云之南之后你就会想,凡是同类题材放在一起,必定是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意思。比如将《三里洞》与同样也表达父辈支边的影片《青红》放在一起,将《高三》与另一部实际上也非常不错的《十三颗泡桐》放在一起。张亚璇的这个表达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这些年纪录片的成就高过剧情片。而我的表述是:目前中国这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最有可能成为重建中国影像新的起点。   

     

     宋庄散记(全文转载)

     

    到北京著名的国贸,桥下坐938支9,一个多小时后到达通州区的宋庄美术馆。
    美术馆起得大气开阔,一楼尽是玻璃墙,二楼的墙面为很北京的朱红;走进去时,发现美术馆内竟没有美术展,这个五一,它专属纪录片。
    交流周放映的影片不多,竞赛单元10部,非竞赛单元原定10部,最后放映了9部,多元探索单元4部,因此放映厅只有一个。
    放映厅有个侧门,可以推开走出去到二楼的大阳台,朱红的墙壁配上蔚蓝的天空,柳絮不经意就从眼前身边飘过,伸手可以抓一团。
    放映厅很牛气,设了手机信号屏蔽,进去的人就只能规规矩矩看电影。

    4月30日,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当日下午举行开幕式,开幕影片为胡新宇《姐姐》,随后为冯艳《秉爱》。
    5月1日放映三场,之后放映数目逐渐呈现加速度,从4部到7部再到更多;从5月4日中午开始,有关部门介入,数部影片推迟、取消放映。
    6日下午举行闭幕式。
    一些好影片固然让人叹息、感慨或者激昂兴奋,但是影展中反响最激烈的影片恰恰是收到最多臭鸡蛋的《夜未央》,策展人把它放在“多元探索”单元,导演潘剑林。
    《夜未央》的镜头里让一个女人讲述她在15岁之前遭遇的三次强奸。与此同时,导演找了自己的几十个朋友,给他们讲这个故事。但是导演的讲述方法不是一口气讲完,而是在讲述中途停止,让朋友们揣测接下来的故事或者讲述他们的感受。导演的这些朋友使用了相当多的语言暴力,更有数人露骨地体现出对于猥亵的憧憬。这些访谈与女孩的讲述通过剪辑交错而交织出这部影片。
    在放映后的观众问答和深夜论坛中潘剑林都受到观众和其他导演的强烈质疑。导演们质疑其拍摄手法是否能够被称为“纪录片”:“导演在片中埋设了很多圈套,如果说纪录片应该是一面镜子的话,《夜未央》只能算是一面哈哈镜”。来自观众最多的评语是“邪恶”;潘剑林回应:网络上点击率最高的不是色情就是暴力,我有自信,这部片子是善意而非邪恶。导而张献民则借此自抒:“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反对所谓的犬儒主义;我愿逆流而动:如果世界都是强奸者的话,你自己不要做强奸者!我感觉我被这个片子强奸了。”——有些观众发出笑声,张献民大怒,把手中的纸团抑或香烟之类的小物件狠狠扔到地上:“有什么可笑!世上可笑的东西太多了,大家都来当玩笑!”一手抓起大块头的包:“不听了,我回家去!”
    潘剑林则说,他一直很平静,他知道争议会有很多。

    最后两天的部分时间则辅以"外围展"影片放映。外围展“主席”是胡新宇,其"入围"片也都是胡选片,他对此非常谦虚:这个外围展是给入围展捣乱的;因为我们是纪录片,不是纪律片。外围展都是在入围影片放完之后连夜加班加点接着放,由于是到了最后几日,导演和观众都出现审美疲劳和生理疲劳,所以观众寥寥可数。
    5月5日晚上,放映有强烈暴力倾向的东北导演王逸人讲述变性人故事的《蝶变》。5月6日早上放映讲述军训故事的《稍息立正》等影片,张献民静静坐进去,事后说道:“为了表示对老胡外围展的支持,今天上午我去放映厅睡了一小会。”

    然而对于来参展的导演们来讲,他们记忆中最深刻的,除了观看电影的“幸福感”之外,可能就是烤羊肉摊上连续一周通宵把酒、“酒逢知己”、与同好交流的幸福感了。“平时这些制片人都是埋头在自己的圈子里干活,很少有机会坐到一起交流。”所以每天从上午十点开始看片看到晚上十一二点之后,回宾馆这些“野人”还要凑到一间房子里聊天,或者扎堆到宾馆附近的羊肉摊子上去吃羊肉串、聊天——那羊肉摊子的老板在影展结束后想必是非常郁闷——导演们每天晚上只睡三两个小时是常事,第二天还要继续看十点钟开始的放映。
    就在5月3日的讨论会上当场摔门而去的张献民,也出现在烧烤摊上与争执过的导演们坐到了一起吃羊肉串。

    烧烤摊上的交流仅限于导演圈内,而胡新宇号召举办的两次午夜论坛上,则让普通观众有机会与导演进行近距离的切磋交流。
    5月2日晚上第一次论坛,到场的影片已经播映过的导演对影片进行自我陈述,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影纪录片专业两位毕业生:汪浩、胡刘斌。二人替他们因感冒而未能到场的同学顾亚平介绍了关于顾的作品《亲爱的》的细节故事,例如男女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不同反应,导演本人对于片中女主人公很多价值观的不认同等。
    但是在次日晚的第二次论坛上,在山形电影节选片人介绍完山形电影节的“改制”之后,胡新宇首先坐不住了,当场剪指甲,摆出了明显的“反论坛”的态度。主持人朱日坤质询:胡新宇,这个论坛你提议要搞的,我只是执行而已,现在你为什么这个态度。胡新宇站起来说:我们还是少说话,多做事。下午看了这些片子,非常感慨,说得太好了,拍得太滥了。

    影展的观众,除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之外,就是来自北京的一些对纪录片感兴趣的人,以及独立制片人以及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背景让他们对于很多影片持有非常新鲜的看法,例如对于苏青的短片《春天来了》——导演在自己住的小区内拍摄柳絮、然后问不同的人对于奥运会的看法——有人解读为一篇非常“诗情写意而且轻松的小品文”,有人则解读为“嘲讽片”。


    在闭幕式上,当三位获奖导演和三位评委合影完毕之后,张献民走上讲坛,即兴进行了1分钟的发表:
    在现在这种体制和思想环境下,影展的举行有它的艰难,作者们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而且我也在开幕式上讲了,我在看一些作品的时候有一种幸福感,我希望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有一些朋友,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不管是不是纪录片制作者,我们都分享了这种观看作品的幸福感,而且我也希望作者们对这种交流……每天晚上我们喝酒啊,很多人都很疲惫,我的意思是不管是这个活动还是国内的别的活动都还很稚嫩,办得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以后能不能评奖都希望作者能够踊跃的把作品拿过来跟大家分享。
    朱日坤: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当然也包括我们通州区的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这么辛苦,这么多天一直陪我们看看片,非常感谢……
    (文 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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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来信: 

    时间盒子,你好!

    昨天下午4点40从国贸上的地铁,到东直门长途车站找到975已是5点20,心想6点半还能不能赶到,第一次去顺义那边,真够远的,问了售票员几次人家都说还早着呢,最后,当车上还剩2个乘客的时候,售票员告诉我美院还有1站了。
    找到地方,已经是6点45了,片子已经开放半天了,没有从头看,唉,有点遗憾。不过,整部片子看完后,我觉得真是不虚此行,于是,我心情非常好的在美院校园里转了一圈儿才回来的。
    这部片子我是从你的blog上先看到了创作笔记的,现在对号入座:A应该是开画廊的文子,B应该是那个冷静,透亮如哲人一样的杨帆,K应该是可爱的画家凯妃,我很喜欢B和K,她俩都很真实,很可爱,A有一点不真实,有点自相矛盾,于是在片中有几次被B说的无言以对。这三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由她们在一起的对话和展开的这些事情用摄影机记录下来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为你找到这样一个素材认识这些朋友而高兴。此外,我从你的blog里知道你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和想要探讨的问题,比如要挖掘人内心最深层次的东西,这的确是件很难的事情,这个拍摄过程肯定很痛苦,不过从片子的整体效果来看,你已经做的很棒了,真为你高兴你把它坚持下来了,并剪辑成了一部作品。

    我觉得人的一生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要往哪儿去,这些问题有几个人能很明确的就说出来。看你片子的过程也让我自省,但影片看完我还是没有结果,我觉得我渴望像凯妃那样全身心的投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是种精神上的幸福,我有时又会像扬帆那样思考这个社会,重新看待一些似乎已经被大众认同的东西,也喜欢搞清楚问题的实质,想通了的时候觉得自己特清醒;还有一些时候,我又觉得,唉,父母为自己操劳了一辈子,该是报答的时候了,一天瞎想这些问题干嘛,像其他同学一样,老老实实找个稳定单位上班算了,朝九晚五,熬着攒钱买房买车,慢慢往上爬呗,混到所谓强势群体里去,这好像又有点文子的意思。
    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痛苦的思考可能真的是社会给了我们太多自由了,有太多的选择,每天都要面临选择,如果是战争年代,每个年轻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当兵,或者早些年十七八岁的高中生,被父母说的只知道高考这一条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思想上的痛苦挣扎,做还是不做,做这个还是做那个。

    看完你的片子,想知道更多关于拍摄的前前后后,你的更多的思考,片中人物的故事等等。

     

    我的回复:

     

    安安静静,你好!

       最近在给《人物》栏目赶片子,刚刚粗编完,生病了。本来那天的放映我应该去现场与观众做交流的,但是没去成,所以请美院放映的组织者在放映之后向观众道歉。

        我是因为自己有很多矛盾困惑而拍这部片子,而我所困惑的问题在文子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拍她,我经历了敬佩、质疑、厌恶、到同情的不同心理阶段。最开始,她的理想主义与干劲十足让我佩服,我每天去她的画廊,她那里有很多艺术类的书籍,我一边恶补艺术史知识,一边跟她讨论艺术问题,那段时间根本不觉得累,充实极了。渐渐地,她也不拿我当外人,很多事情都喜欢征求我的意见,那时她正缺少一个助手,她想让我当她的助手,但被我谢绝了。在拍她的过程中,我又认识了杨帆、凯妃。因为办凯妃的画展,我得以深入凯妃的生活,恰恰在文子与凯妃的交往中,我看出了文子自己的前后矛盾之处。再往下拍摄,文子的问题就暴露得越来越多,我发现她深深地被虚荣与物质困扰。她的那种强烈的对他人的控制欲也暴露出来,我不得不拉远了与她的距离。在剪辑时,我越分析她这个人,越觉得她不可爱,而杨帆和凯妃反倒有一种清澈,所以这种感觉就形成了我的片子的一种倾向,99%的观众都喜欢杨帆和凯妃,而不喜欢文子。然而,完成片子之后,我对我片子的倾向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我主观的东西妨碍了这部片子的深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人性的复杂就在于它的矛盾,而我的片子只展现了矛,盾的那一面太少了。如果观众轻易地作出了喜欢这人而不喜欢那个人的判断,这是不利于刺激观众形成自己的思考的。对于人,好与坏的判断太专横了,也太简单了。人性当中,其实就是高尚与卑劣共存,渴望高大同时又很渺小,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徘徊。谁又敢于大声地说:我是经得起推敲的。在人性的天平上,每个人都会称出自己的“小”来。文子很勇敢,因为她努力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中间,她也拿不准,她也很痛苦,但她通过“做”在不断地寻找自我,证实自我。人生不就是这样一个寻找和证实的过程吗?

       现在的社会的确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与选择,这难道不是人类一直以来奋斗的结果吗?难道我们希望回到没有自由的时代?现代社会,人的最大问题就是自我承担。真的有人渴望回到战争年代吗?那不过是暂时给自己找一个不愿面对现实的借口罢了。但是没有人能够真的逃避得了现实,你必须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必须为自己承担一切责任。

       你有发现字幕的错误吗?如果没有就太好了。这个片子拿到英国放映的时候,中文字幕有好几处出现了方框,还好那里的观众注意的是英文。我在出国前,对片子又做了一次修改,当时电脑重新装了系统,premiere中文字库插件也重新装,我修改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做完之后就没有仔细再检查一遍,没想到就出了问题。所以回来后,我又作了一次字幕修改,但愿不再有问题。其实片子做到最后,我已经没有劲再往下看了。像上字幕这样的工作,就纯粹是体力活,一千五百多个字幕文件,一屏一屏地往画面上贴,我有些缺乏耐心了。

       很高兴你喜欢这部片子,还跑了那么远。我做了一部有缺憾的纪录片,但不管怎么说,我做了。但愿你也在做你想做的事。

  •    有的纪录片运用大量的采访,人物、故事基本上由被采访人讲述来完成——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你必须听得懂“说”什么,你才能看懂影片,否则,你基本上无法通过“看”获悉。影像本身是破碎的,缺乏连续性和情感流露。主人公不断地面对你说话,就算他在做一些动作,但那与他对你所讲的话没有关系。影片也许讲清楚了故事,但你看到的仍然是表面。就好像你只是一个拜访者,而决非朋友。主人公坐在你对面和你说话,但你和他之间存在很大距离,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Remenbering Rain   

         
        Remenbering Rain就是这样一部纪录片,空镜加采访,镜头很美,但不知所云,因为其中带严重口音的澳大利亚乡村英语我跟本听不懂,也没有字幕(这次电影节的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字幕)。主人公以放牧牲畜为生,我们看到他们放牧、拍卖牲口、赌马。放映之后,从导演到现场的问答中我隐约获悉,影片是讲缺水的问题。我很吃惊,为什么影像中缺少这样的信息?

                    

                            

                                Invisible

       相反,另一部纪录片Invisible非常棒,同样听不太懂,但完全看懂了!
       题材同样关于环境,Invisible经过了艺术家的创造,动用了视觉、人声、音乐、动画、行为艺术、文字等多种手段,超越了地域、语言的障碍;而Remenbering Rain只是一份社会环境调查录像,听不懂的人仍然无法了解其内容。
       人的语言既有抽象性又有具象性。用语言来描述、回忆时,它是抽象的,仿佛身处事外,几乎没有真实情感流露,除非在此刻唤起了讲述者强烈的情感。纪录片中的采访大多属于语言在后一种情况的使用,这时候,语言只起到了证明的作用,实际对于观众来讲,它是抽象的。而语言在具体的情景中往往是一种直接的情感表达。为什么我们强调纪实段落的重要性?所谓纪实段落就是由被摄者自主地在实际的时空中传达的影像和声音,摄影机只做选择,即便参与人物事件之中,也是一种在情境之中的干涉。(而大多数采访是摄影机在事后的追问。)
        当我的耳朵突然变“聋”,我才突然意识到,在纪录片创作中,我们无意识地运用了语言的抽象特性,却企图达到具象的效果,从而造成了混乱。
       如果说讲述发生了什么,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那么讲述对事物的看法具有绝对的抽象性。在通常的纪录片中,被采访人必然有一个具体的在说的影像对应,我们知道,哦,是这个人在发表看法,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尽管有他们的名字、职业、职位等信息出现。Invisible用抽象的方法运用了语言的抽象性,将采访形式做到了极限。影片中接受采访的人之中,只有两位母亲有具体影像,其他人只有声音,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的声音告诉你他们的观点,更确切的说,是导演借助他们的声音说明自己的观点。导演选取了不同声音所具有的普遍性,他不需要个性,只是“某个人”,可能是他、是她、是你、是我。这部影片关注的主角是环境,所以导演始终给我们的影像也是环境,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
       Invisible清晰地向观众传达了对于人类创造的反思——创造同时也给人类环境和自身带来了威胁。没有依赖采访,不用“演讲”,而是用视听。何谓专业?这就是专业!英国此行总算还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