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nut ......

 Frank Horvat：我的疑问是：完全经过设计的照片是否仍具有摄影价值？设计是否也有个界限？如果没有了摄影的精髓——也就是不可预期的成分，是否还是摄影？

Sarah Moon：不错，在制造一个背景，设计一个画面时，我总希望在我创造的空间里，会发生一些意外、一个惊喜。 

Frank Horvat：一张照片只能在某个决定性的瞬间拍到。我们一定会常常谈到这个决定性瞬间。 

Sarah Moon：是的。这个瞬间可能到可能不到。这个礼物是我们自己无法作主的，我们只能尽力做好准备，这就是困难所在。工作、专注、等待、希望都还不够。你可以辛苦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然后突然间，在3分钟之内，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刚好在这个角度，偶然聚成了所有你想表达的。……

我深怕漏了什么，我知道我的工作方式中，有一种被时间催促的感觉。……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罪恶感，是在于我们知道一切都操之于我，一切都在我们看事物的眼光。不仅是拍照的那一瞬间太短暂，不仅是这一天的工作太短暂，是我们的摄影生涯太短暂。我们总怕它已经过去了，也许我应该只是告诉自己。不要停顿，要让机器一直运转，如果我不拍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1986年11月，巴黎，法国摄影家Sarah Moon接受另一位摄影家Frank Horvat采访时所说的话。）

photo by Sarah Moon

现在的摄影师在出发前都有些意念，他们的照片就是某种意念的表达。我认为，照片应是在意念之外、超越意念的。……“如果一个作家，只在他的小说里放入他想放的东西，那就不足为观了。”在每一张照片里，都有比我们想放的多出万倍的东西。

不必注意细节，而要看整体。……当我看到一张脸时，也不管细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青春痘，而是被一种整体气质所牵引——这就是“苏醒”。

摄影师就像一片云，到处飘。完全看外面的情况而定，这就是有时我感到的痛苦和错误。我希望自己多一点自主性，虽然，这种自由仍是一种运气。

我们看尽人间苦难、各样可怜的人。我们都在现场、张着嘴，想要了解实情的真相。……摄影师其实就是那个什么也没找到的人，可是他总得保持希望到最后一刻。这种希望激励着他，使他能坚持下去。

photo by Edouard Boubat

      德格，一个坐落在大山中的小城。每天，络绎不绝的人们来到这里，围绕着这座红色的建筑一圈又一圈地走着。      早上八点半，大门打开，首先进入建筑的是一些扛着纸张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中间有一个天井。年轻人把纸张放下，一项重要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人一高一地就座，坐在高凳上的人拿经版、刷墨，坐矮凳的人递纸，在两人共同完成搁纸、定位的动作后，坐矮凳的人用布卷滚筒迅速从下到上滚过纸面，如此循环操作。他们前仰后合的动作，形成非常鲜明的节律。

      采访专家降边：过去我们说印刷印刷，现在很多只有印没有刷，现在那个德格印书院就可以看到，又有印又有刷，它要刷，那个真的是，印刷这个汉语这个词，也是非常准确的。

      工人们每两人一组，一个人“印”，一个人“刷”，两个人动作配合非常默契，速度极快，一套印刷动作在瞬间完成。

           每一块木刻印版都是双面雕刻，双面印刷。除了两个工人负责一印一刷外，还有一人专门负责搬运印版。印经院不通电，整个建筑物只能靠自然采光。而运版工人总是能够在迷宫般排列的经版架上，借着昏暗的光线，准确无误地找到所需要经版的位置。

      采访德格印经院管理员当秋问：你是不是对每一块经版都很熟悉？

      当秋：对，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内容，我都知道。

      问：经版的位置从来都没有变动过吗？

      当秋：印经院大型维修过一次，维修时，所有的经版都重新放过，现在看到的很多标签都是我那时贴上去的，那以后，经版就再也没动过。

      在经版架上，贴有藏文字母序列的小标签标明目录，而每一函经书之间，用经版倒放的方式标明首尾，并且在每一块印版上还有详细的页码。几十万块印版，就是这样用最原始的方法被管理起来。

      传说，一个叫拉绒的人，用牦牛驮着自己精心刻好的经书木板，去奉送给德格土司登巴泽仁，在经过现印经院的地址时，牦牛受惊，经板散落在地上。因为这个暗示，登巴泽仁土司于公元1729年，在此动工开始修建印经院。三百年过去了，经过历代德格土司的修建扩建，德格印经院中库藏的木刻印版，数量已达到32万块，包括典籍830余部，文献总字数5亿之巨，内容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文学、艺术等。德格印经院以收藏藏族文化典籍最广博、门类最齐全而成为整个藏区最大的印经院。     

       为了使这些珍贵的古老雕版能够被完好保存下来，藏族人有他们独特的秘法。藏民们说：人要吃酥油，木板也一定得吃酥油。这些木制雕版经过酥油的浸泡后，能够得以浸润，锁住水分，而常年不干裂。      在德格印经院的经版库中，收藏了三十多万块浸透了酥油的木板，可以想象一旦遭遇火情，不但是经版，就连整个土木结构的印经院也将付之一炬。所以，防火是印经院的头等大事，目前德格印经院内既不使用火烛，也不通电。

      如今看来，数目如此浩瀚的经版安然无恙，而在三十年多前，它们也曾经险遭厄运，失去安身之所。

      采访原德格印经院副所长李伟：文革期间比较乱，县上把经版基本上分给各单位，准备烧柴禾用。我们基干队伍装部必须要保护经版。我们这些藏族干部打着县委招牌，不让人进去，这样在文革期间基本上保护下来了，一根版子都没丢。造反派害怕武装部基干队，这样的话，就保护下来了。

      今天的德格印经院，不但是收藏古老印版的图书馆。还因完备地保留着从刻版、造纸到印刷的全部生产工艺，而成为活态的藏族文化遗产。

      采访专家根秋：现在石刻版也好，铜版也好，活字版也好，这样子不断发展以后，现在在国外的话，在其他国家的话，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真正利用的，唯一就是在藏区，现在木刻版还在印还在利用。其他地方没有利用，只是作为历史文物把它保存下来。

       这些珍贵的古老雕版，很多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是这座印经院的镇院之宝，也是信徒们朝拜的圣物。由于长年不断的印刷，一些较老的经版在印刷过程中被不断地磨损，有些已经字迹不清，于是需要补刻新的印版。同时，从印经院恢复以来，搜寻失散的佛教及藏文化典著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当这些著作被找到后，印经院就组织刻版工匠雕刻新的印版。

      采访刻版工伍金泽仁：我们是西藏地区江达县菠萝乡古泽村六队的。二百年前，印经院的经版全是…《甘珠尔》、《丹珠尔》都是我们家乡的人刻的。

      历史上的江达农民就以善于雕刻而著称，这门手艺代代相传至今。

      采访副所长问：每年大概可多少数量？

      邓毛：我们这有刻板工人大概20多个，30个左右，有些在补刻，有些在刻，一年刻3000多张。这些里面主要是由我们补刻的。内容有白教方面的经典，有文学方面的，有的是供佛学院用的。

     一座古老的图书馆就是这样被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版藏量还在不断增长。这些木刻印版的原料选用质地坚硬的红桦木。雕刻之前，先将写有经文的薄纸贴在木板上。工人用这种最简易的方法将纸搓下来，露出经文的印迹，然后根据这印在木板上的经文，开始雕刻。

      同期：这是德格土司的印章，他的标志。

      今天的刻版工匠们对于这门手艺，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同期：多少钱一块？

      同期：他说十五块钱。

      同期：十五块钱。

      除了完成印经院的工作，他们会在业余时间给自己打工，刻制专供游客购买的印版。

     比如这套《般若波罗蜜八千颂》，是目前全藏区仅存的孤本，用藏文、梵文和乌都尔文三种文字镌刻。

     讲解员：有人疑惑，你们土司当时干吗这么费事呢？直接把现代藏文刻到上面不就行了吗？干吗把梵文和咒文也要刻上？当时土司担心一件事，他担心翻译翻译得不好，这样就会以讹传讹，使人们将《甘珠尔》的精髓理解错了。为了使得它正确地传给后人，就把原文和翻译文、现代文都刻上了。这是本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套《般若波罗蜜八千颂》是释迦牟尼关于佛教思想的精髓部分，大约雕刻于1703年，由德格土司严格校对而成，是国内唯一文字最准确、保存最完整的版本。

      讲解员：康巴藏区有很多文物，但只有一样文物进入到了国宝档案，就是这套八千颂。这在2002年的时候就进入了国宝档案，序列号是第17号。这是非常珍贵的。 

      由于藏族文化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书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而渗透在老百姓生活的当中。念经是藏族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书也就成为倍受敬奉的圣物。

      问：为什么藏族的这种书籍，它不装订都是一页一页的？

      根秋：对以前都是坐在这，比如说就这样子坐，坐了以后念经。念经的时候这样子就方便，装订了以后，一天拿到手上就非常不方便。念经有时候一天一天地念，不可能拿在手上，这样子非常方便。

      降边：德格印经院现在有个准确的话，我就说他有很多人说，把它翻译成印经院，我的文章里写的印书院，应该是印书。印经啊，很容易理解为就是印经书。它这里面印的很多是印的书。就是那个书院，岳麓书院那样的，它有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戏剧，它这些都不属于经文的。其实它的那个内容非常丰富，经（文）是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而是还有包括历算、医药、藏医。藏医比较完整的，也是在德格印书院里。

     采访僧侣问：您是来这里请经书吗？

     答：一边转经一边买经书。

     问：为什么一定要到德格来买经书？

     答：好多经书只有这里有，其他地方没有。

     答：那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印经所使用的原料，是德格法王登巴泽仁的头发仍在地上长出的树木，所以这里的经书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珍贵。

      德格土司时代，经书制作各阶段的工艺都是立足于当地自然环境，完全自给自足，纸张也是使用当地传统工艺制作的藏纸。

      今天的德格印经院，仍然保留着藏纸的生产，延续着这项传统技艺，但现在的藏纸生产量只能满足版画的印刷。信徒和游客对这里的版画趋之若鹜，不仅因为这里所保存的画版年代久远， 而且因为这里的印画使用的是藏纸。

      同期声：这个藏纸是卖的。这个是观音。

      如果你看到一张藏纸是经过了多少工序、多少人和多少时间才形成，你就不会为它的昂贵价格而吝啬钱袋了。

      问：一天能制作多少藏纸？

      答：一般情况下，一天做两张。如果有其他工作，一天就只能做一张。

      打浆是一份重体力活，女工们必须轮流来干。她们用木槌在石臼里把煮好的草根打成浆状，再搁到酥油茶桶里捣成纸浆。

      西藏的传统造纸方法是，将纸浆倒进纸框后，连框一起晾晒。这种方法造出的藏纸质地厚实，不适合柔软的毛笔，却很适合藏族、纳西族的硬笔书写，从而形成了藏族文化特有的书写系统。

      每天傍晚，印刷工人都将纸张用水浸泡。浸泡后的纸张，被压上四五十斤重的大石头，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水慢慢挤出。在第二天使用的时候，这些潮湿的纸张容易粘连在一起，所以必须用力将纸张抖开，以便印刷工在快速的印刷时一张一张地拿取。

      像《甘珠尔》这样重要的佛教文献，印经院往往用朱砂作为印刷的颜料。朱砂的研磨很需要耐心，一般由老人或者妇女来完成。他们一点点地将朱砂矿石磨成细细的粉末，大约每三天能够研磨五到七斤的朱砂颜料。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在印经院工作了三十年。

      问：您有儿女吗？

      答：有五个孩子，有的在种田，有的养牛。

      问：他们不能养活你吗？

      答：也不是不能养活，但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我老是老一点嘛，还能自己出来挣点钱。

      印刷真可以说是两个人的绝活，他们配合默契，速度飞快。而他们这种节律性的动作，已经不完全是快速印刷的需要，而且具有精神的鼓舞作用。

      答：印经书和念经、转经一样，都是积功德。

      遵循着一种精神的指引，工人们通过身体的劳作，履行着自己的修行。

      问：在这里工作感觉怎么样？

      阿扎：怎么说呢，快乐。作为一个藏族人在这里工作是一种积德。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吧，因为在这么神圣的地方工作。

      这些潮湿的纸张印好后，被拿到顶楼分开晾晒。必须等晒干了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校对的工作由几位上年纪的工人来做，他们借着窗边的阳光，仔细核对每一页的顺序。

      经过校对后的书页，扎成捆，被送到两个男孩这里。他们用牦牛绳暂时将书页简单装订起来。要想做成整齐的经书，还要经过两道很重要的工序。

      在这间光线十分昏暗的房间里，工人们将捆扎好的书放在磨书架上，然后用加楔方法将磨书架的书籍压紧。

      最后一道工序，将每函书加上函头标签，标有简略书名和顺序，这样一套经书的制作终于完成了。  

      问：那我们印的所有的经书都卖得出去吗？

      邓毛：卖得出去。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印的时候还是少量地印，为什么少量地印呢？国家说，这个是文物，不是印刷厂，印得少一点好，不然经版会损失。上面的要求就是这样。我们每年的印量只有减少不能增多。

     根秋：这个印版，木头是经过加工的，比一般的木材结实一些，但不管怎么样，它是木质的。我们想能不能保存原来的印版，然后改成电脑扫描，行不行。当时他们觉得不太可取，因为藏族人信仰佛教，很多高僧大德给印版是加持过的，这个印出来的和一般电脑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心灵里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从保护木刻雕版的角度来讲，应该减少经书的印量，但是印量越来越少，也会影响整个经书制作工艺的保存。那么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根秋：现在很多人开始提倡，能不能够把旧的（印版）保存下来，改成电脑把它印出来作为一个资料，这个可以。原来的印版作为一个文物的话，少量地印出来，价格要提高，包装要好，作为有收藏价值的这样子。

      学者对木刻印版的保存有着深深的忧虑，而印经院作为一个活态的图书馆又有着它自己的生命节律。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日复一日地朝拜，德格印经院就这样静静地伫立于刺目的高原阳光下，迎接着一轮又一轮的拜谒和观赏。

      采访刻版工伍金泽仁：我们是今年二月嘛三月就这个时间来的，现在我们停工了，明天回去。

      问：那你们回家以后还要刻吗？

     伍金泽仁：冬天回家后，我们刻自己的那些卖的呀、送人的呀，给印经院刻的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

     问：那你们今年二月份拿来经版都卖完了吗？

     伍金泽仁：卖完了。我们自己刻的那些全部都卖完了，公家的今年的是停工了。

     问：收入还不错吧？

     伍金泽仁：可以可以。

      印经院送走了工人，迎来了喇嘛。他们在每年的印经结束后都要举行法会，为印经院念经祈祷。而印经院外，不管换了多少张面孔，人们永远朝着心中的圣地朝拜。

      离开德格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风雪中赶往德格的人们，也许正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也支撑着德格印经院。

有不少看过《亲爱的》的人对我说应该对片中的几个人物继续跟拍下去，他们对片中主人公的未来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她们将来的故事。

即使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也会对她们一直关注下去，这种关注超越了继续拍一部作品的需要，而已然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对她们的了解越深，越发觉这部纪录片的片面性，当然这是针对被摄者而言。在一年内拍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作者自己的镜像，被摄者只是作者表达的载体，还远非她们本人，她们真正的面目更加复杂更加奇异，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更加绚丽更加怪诞。而这种情况并非我的主人公特殊之处，它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这不正是人性本身吗？在那片最私人的领地，才可以看得到最神秘莫测的瑰丽风景。可惜我的身体不能变成摄影机，不能记录下交往的记忆。我很为纪录片而困惑，我被限制住了，一时找不到出路。

 行走，消费......我用眼睛接受......夏日北京

...... 

继续读《伍尔夫传》。

休息、食物、平静、避免智性刺激，这是给已经两度疯癫的弗吉尼娅·伍尔夫开出的经验主义药方。那时她的第一本小说《出航》还没有出版。 难以想象，这个女人是怎样在饱受精神病折磨的余生写下不朽的文学著作。

“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到的东西。”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

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

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轻关，烟囱无声；

窗不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今天再读里尔克的《预感》，已与前次不同。那时完全被他的《秋日》所征服——“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缤纷。”——而很难腾出心里的空间给这首《预感》。那时深感求索的孤寂。而那之后经历的一切，到今天，与其说豁然开朗（对我来讲，明亮往往是暂时的，而黑暗或者迷雾才是常态。），不如说踏着来时的路而更加坚定。“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我边走边拨开周围的迷雾，似乎正经过新的站台，而前方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风暴会来，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