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nut ......

2006年2月3日

一部作品十分有限，我的功力不足之处，在于不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在最有限的时间内展现打动人心的故事（绝不仅仅是戏剧性的情节），给人以内心深处的触动。

这一次的纪录历程是我自己生命中十分华美的对她人的一次体验，它令我对生命进行一次严肃的拷问与内省。一不小心，我借着摄影机的掩护深入了人心的深处，那里就像原始森林，既有天然的美景，也有猛兽与毒蛇。但是，只要抱有信念，不被险境吓倒，这森林通向生命的源头，穿越它，便获得一次开悟。摄影机是一种掩护，同时也是一把开山之斧，能够令你披荆斩棘走向密林深处。这样的探险会有痛苦，会有很难熬的时刻，而且一旦进入就没有退回来的可能，结局只有三种：迷失、陷落或穿越。我想，只有一样东西决定这场探险的结局，那就是真诚。这里没有技巧，只有人心。摄影机记录下的内容就是镜像，能映照出纪录者内心的天使与魔鬼。

2006年1月10日

上帝死了之后，人类没有了终点、彼岸、天堂，人类被流放，永远的在路上。

如果任何现世的目标都不能作为终极的达成，那么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一直走下去的理由或支撑？

有的人活下去是为了成为强者，强者拥有权力，强者将被簇拥。当他处于相对弱势时，他会举着弱者的大旗，声称他是为了给弱者带来幸福，仿佛他真的授天所旨，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而一旦他取得了稍强的地位，他又立刻倒向强者生存的逻辑，对弱者采取了压制态度。人们善于用崇高的借口粉饰个人内心膨胀的权力欲。强者不代表善，正如弱者不代表恶。若说人有强弱之分，不如说只是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分。

人们被恐惧仅仅的攥住，从而希望从权力中获得力量。然而，为权力而战的优胜劣汰法则真的能够解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吗？

2006年1月4日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将问题简单化，不费力气或者少费力气，抢在别人前面说出那句话，答案或者结论或者表白。

任何一个单一的维度都无法全面解释一个问题。

2006年1月1日

涉及个人的真问题是否真的可以拿出来公开谈？

每个人内心都有极大的私密，大概是不能够轻易拿出来的吧。从尊重个体的私密性角度来讲，纪录片是不能够表现属于个体的最深处的东西。

正面的、赞美的、同情的态度往往不会遇到太大困难，然而，批判的、剖析的、反省的态度则时时面对情感和良心的拷问。

我很难同时作为朋友和拍摄者而存在，想两者兼顾是不大可能的。摄影机前的她永远都有武装，滔滔不绝，我不愿打断她；而摄影机以外的她是另一种样子，平和很多，有时束手无策。作为朋友，我应该是一颗糖，而不是一根针。然而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又不愿是一颗糖，不愿去粉饰太平，我希望是一根针，扎出血来，令更多人警醒。可是我能够为了一部作品，而将一个个体作为祭品呈现吗？这是多么的没有人道和缺乏良心啊。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最大痛苦就在于此。我始终处于两难之间，只要摄影机在手边，每时每刻我都感到两种方向的撕扯，拍还是不拍？

探讨作为个人的存在问题，势必要深入到个人的内心深处，而如果探讨社会存在的问题，就可以避开对个人内心深处的打扰，这大概就是纪录片题材大多集中于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吧。

对于人性的、个人的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爱，谈到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内在问题，也离不开爱。而对个体，爱是不能够被放大观看的，那与爱的本质相矛盾，因此，纪录片在这个领域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最伟大的关于个体的、人性的艺术作品都是虚构的。内在的东西关乎个人，难与众人分享。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是众多个体的外在表现。外在的东西更容易被影像纪录。这也是为什么纪录片更容易成为政治宣言的原因，纪录片天然地接近政治。

而英国人约翰·伯格称：“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纪录片《横滨，那几天》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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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横滨国际学生电影节即兴创作的一部纪录短片。
事前被告知要去横滨拍一部纪录片，题材不限，不要做准备。而在到达横滨的第二天，就拿到机器（CanonHDV），开始拍摄，历时四天。回国做后期剪接和混音，成片25分钟。
这是第一次跟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录音系的同学合作，第一次有专业的录音混音。
影片在2006横滨国际学生电影节上放映，反响不错。NHK进行了采访报道。

2005年12月29日

你不要问我，我和你一样迷惘。

我感到孤独，手足无措。面对渴望与之交流的人，大家面对面却满嘴胡言，支吾搪塞。

全是伪问题。

也许大家都是失语者，所以热切地见面，却相隔遥远。

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

2005年12月28日

我想要自由。束缚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正如陈冠中所说，北京是波希米亚中国，汇聚着来自国内外的流浪者。中国目前只有北京具有容纳各路流浪者的包容力。

现代社会始终需要一群“游手好闲”的流浪者，需要代表停顿的、反省的、不入流的力量。现代社会自身如此矛盾，如此容易迷失，它需要一种不一致的声音，时不时唱唱反调，或者传出冷峻的笑声。

精英意识大概是现代社会最可怕，也最可恨的东西。为什么这个人比那个人就活得更有价值？为什么高等教育给人一种优越感呢？

人不断向上爬就是就优越感的诱惑吧。权力、金钱、美貌、名望都代表了某种优越感的产生。优越可以俯视，优越可以安全。但优越是暂时的，局限的。在更优越者的俯视中，优越者也不安全。所以向上爬的人永远没有安全感。他不但向上爬，而且用脚踢他下面的人，因为替下面的人来得更容易。

精英们把自己同大多数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将他们自己抬高，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但精英团体内部的斗争又是何等的残酷与血腥。

用任何尺度将一部分人从人类总体中划分出去都将导致残暴的诞生。

自由不在任何一小部分或一大部分人手中，自由也不在任何一种潮流之中。

自由既不是叛逆，也不是顺从!

2005年12月25日

在故事片领域已建树丰盈的导演仍热衷纪录片创作，并且拍出伟大纪录片的的确凤毛麟角。基耶斯洛夫斯基从纪录片转向故事片，但赫尔佐格似乎是反向的转变。最近发现了不少赫尔佐格WernerHerzog的纪录作品，堪称杰作。

《创世纪》Fata Morgana 1970

《沉默与黑暗的世界》Land of Silence and Darkness 1971

《时间之轮》Rad Der Zeit 2004

《白钻石》The White Diamond 2005

《灰熊人》Grizzly Man 2005

《沉默与黑暗的世界》关照的是聋哑盲人群。导演的关照透过深切关怀的镜头语言，超越了肤浅的同情。不仅达成了对这些丧失或受阻于人类基本沟通能力的人群的理解，而且以悲悯的情怀揭示出人类生命的本质需要——沟通与爱。

影片并没有落入讲述一个残疾人的自强奋斗史的俗套。导演超越了对人生成败的世俗评价，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强弱之分、成败之分，甚至超越了残疾人群，而直指人类文明的最深处。这部电影让人醒悟：人的最根本需要是爱，而爱是通过沟通来完成的。人类的沟通如此依赖语言，而聋哑盲人恰恰在语言的学习上受到很大阻碍，尤其是那些先天聋盲的人。他们在正常人为多数的世界中变得孤苦伶仃，他们处在真正的黑暗之中。而他们对爱的渴望和我们一样多，一样迫切。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正常人至少有很多种交通工具实现与他人的沟通。交谈的语言、对视的目光、肢体的动作，还有各种各样身体以外的媒介物，例如书籍、电影、音乐、网络等等。我们掌握了如此多的沟通手段，我们仍感到孤独，感到需要爱的拯救。设想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人，他的孤苦是多么无边无垠啊。

影片结尾感人至深。一位中年聋盲人由于长期受到他人的不解和冷遇而深受伤害，他拒绝与人交流，拒绝向他伸出的援助之手，他永远地走进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之中。镜头跟随他离去的身影，远远的看着他用手摩挲着一棵小树。他的痛苦来源于人类，似乎只有非人类的生命能够给他心灵的安慰。人类的罪有时恰由那些最不幸的人来承担，这便是人类的最大不幸。

纪录片《太阳村的孩子》35分钟创作于2004年

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原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北京示范儿童村），简称太阳村。于2000年12月在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正式建村。太阳村，自筹资金，采取集中供养的方式，无偿替罪犯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的场所。该村使这些孩子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得到生存、接受教育和有病能及时治疗等基本权利的保障。
太阳村收留的这些孩子受到父母和亲属的遗弃。他们的父母或者双双入狱，或者一方被判刑，其中有很多杀人、抢劫、贩毒等重刑犯，而另一方则被杀、离异或不知去向。走进太阳村的孩子们就近读书。分别在当地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插班就读。有的初中毕业的孩子在顺义职教中心上学。这些孩子可以免费在儿童村生活到父/母刑满释放。父/母刑期比较长的可以生活到16~18岁，由儿童村和当地政府共同给予妥善安置。

由于太阳村属于民间组织（即NGO），没有政府拨款，所有费用均向社会募集。这个纯公益性质的NGO（非政府组织），却一直没有得到应得的“名分” ——没有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没有成为国家认可的公益NGO，不享受国家规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而是像企业一样，以“罪犯子女研究”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每年还必须去参加年检，向税务部门纳税。

    目前，太阳村筹集资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办农场：于2002年4月租赁了260亩土地，种植枣树，花生，玉米，黄豆等农作物；二是努力向外界宣传自己，以获得社会上的资助和募捐。但是由于管理意识落后，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太阳村工作人员短缺，尤其缺少高素质的管理和教育人员。孩子们成为直接的劳动者和宣传者，他们课余的大部分时间被用在体力劳动上，而每逢周末节假日，他们都要通过表演节目的方式接受各种来访者的捐赠。

   罪犯的孩子由于被人遗弃，本身就容易产生低人一等的心理，而太阳村虽然解决了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却很难改善他们的心理问题。

   本片重点关注的，正是太阳村孩子的心理及教育问题，当这些不幸的孩子被太阳村收留抚养后，他们就摆脱了不幸吗？他们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吗？他们在太阳村的成长将会顺利吗？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

In the suburb of Beijing, there is anon-governmental charity named Sun Village. In Sun Village, somedozens of children, with the age range from 3 to 18, are adopted.No their own families foster them, but most of them are not orphansat all. For some children, their parents both are serving asentence in a prison; and for other children, one of their parentshas been sentenced and the other has died or got a divorce. Avariety of reasons cause that their relatives have no ability orare unwilling to bring them up.

The documentary in which three youngerchildren, that is, Tongtong, Liu Siyuan and A Zejiang, are theleading actors describes the daily living of children of SunVillage. Via the observa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understand themental world of these children who have unusual experiences in suchan extraordinary living surroundings. In fact, Children’sintelligence and complexity are beyond our imagination. Children’sworld is the place that adults are unable to reach forever. Don’twe have the same feeling when we recall our ownchildhoods?

2005年12月15日

有人认为纪录片创作者要冷酷，纪录片是给大多数人看的，纪录者要冷酷地对待被摄者的“病”。不仅要告诉被摄者他得了病，而且让更多的人防止去得这种病。冷酷意味着揭开疮疤，毫不留情，保持纪录者的旁观，不要因怜悯而丧失立场。

我想纪录片的特殊性在于，纪录者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所以纪录者永远绕不过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当你用现实中的人说你想说的话时，你能不在乎对这个人的影响吗？

首先要判断你认为的这个“病”确实是病吗？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选择生活，只要他没有构成对他人的伤害与侵犯。这是最基本的人的自由。很有可能你认为的“病”，在别人那里恰是一种治疗；你抛弃的东西恰是别人需要的。真理并不掌握在你的手中，何况人类世界的真理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就某一个个人作分析时，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比他更知道他应该怎样做，我们比他更知道他是谁。

如果从纪录者需要理性分析这个角度去说“冷酷”，我同意，但理性是站在对人的悲悯的情怀之上。我们不是以我对你错的态度去看对方，更非胜利者看待失败者的态度。我们不能挥舞起手中“真理”的大棒去敲击别人，何况这个真理在别人那里可能恰恰是谬误。